曹操建造铜雀台,其真实目的乃为彰显一统功业、汇聚天下英才,以固人心而垂后世。然此台之建,非止土木之兴,更暗藏枭雄胸中丘壑,且容笔者缓缓道来。

昔曹操北定袁绍,夜宿邺城,忽见东北角有奇光浮现,命人掘之,竟得铜雀一尊。古时铜雀为祥瑞,传乃舜帝之兆,曹操大喜,遂命其子曹植督建高台于漳水之畔,以彰平定四海之功。台高十丈,殿宇百余,两侧辅以金凤、玉龙二台,架桥相连,登临可俯瞰邺城风物,巍然如山。
此间故事,令人思及道家修行。昔者吕洞宾云游天下,以剑斩妖除魔,非为逞强,实为积功累德,以证仙道。曹操建台,亦似修行者筑坛炼丹,所求者非仅楼阁,乃是天下归心之“大药”。故《道德经》有言:“圣人后其身而身先,外其身而身存”,曹操以台聚势,暗合此理。
台成之日,曹操召子曹丕、曹植登台作赋。曹植才思敏捷,援笔立就《登台赋》,其文曰:“见天府之广开兮,观圣德之新营。建高殿之嗟峨兮,浮双阀乎太清。”字句间,既赞台阁之壮,亦抒父子济世之志。曹操借此非独为宴游,实欲以文采风流,昭示其家国抱负。
铜雀台既立,曹操广揽才俊,王粲、刘桢、陈琳等文人齐聚,蔡文姬亦从匈奴归,于此演唱《胡笳十八拍》。诸子挥毫泼墨,直抒胸襟,或慷慨任气,如“老骥伏枥,志在千里”(曹操《龟虽寿》),或悯时悼乱,笔下尽显苍生疾苦。一时邺下风流,蔚为建安文学之高潮,非独诗文之盛,实为曹操“唯才是举”之策的延伸。
然铜雀台非仅文宴之地。据《水经注》载,严才叛乱时,曹操登台观望,见王修率部驰援,笑曰:“彼来者,必王叔治也。”可见此台高耸,兼为军事瞭望之所,一如枭雄之眼,洞观全局。曹操深谙“文武之道,一张一弛”,台阁之上,既可吟风弄月,亦能运筹帷幄。
后世杜牧诗云:“东风不与周郎便,铜雀春深锁二乔。”此乃文人遐想,借二乔之美喻江东基业。实则曹操建台时,二乔已归孙策、周瑜,未涉铜雀。然此诗流传,反添铜雀台几分绮丽色彩,恰似八仙故事中,何仙姑以荷花渡世,虚虚实实,皆成谈资。
纵观曹操一生,铜雀台如一面明镜,映照其复杂心性:既慕舜帝祥瑞,欲垂功名于竹帛;又效道家“广结善缘”,聚英才以固霸业。台成不过十载,曹操逝去,然建安风骨借此台传世,令人遥想那个“对酒当歌,人生几何”的慷慨时代。枭雄之志,终化历史烟云,唯漳水长流,似诉无尽春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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