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朝为什么没有暴君一个权力被监督最严格的朝代

宋朝之所以未出暴君，盖因其权力结构自立国之初便设下重重制约，尤以士大夫群体与制度性监督为关键。

士大夫共治：文人政治的黄金时代

赵匡胤陈桥兵变，黄袍加身，然其深知五代武夫乱政之祸，故登基即问：“吾欲息天下之兵，为国家建长久之计，其道如何？”遂行“偃武兴文”之策，解将帅兵权，以文官治国。彼时尝言：“宰相须用读书人。”此非虚语，实为立国之纲。

自此，科举大开，不问门第，不论贫富，“虽山野贫贱之家，子弟苟有文学，必赐科名”。寒门士子得以入仕，士林蔚起，朝堂之上，十有八九出于场屋。故史家有言：“盖宋之政治，士大夫之政治也。”

士大夫非唯求禄，更以“为民请命”为志。王安石曾道：“贵为天子，富有天下，苟不能行道，适足为父母之羞。”此语直指君主亦可有过，须受规正。又曰：“自古人君，纳谏则兴，拒谏则亡。”是以台谏之设，非徒具文，实为国之元气——“宋之立国，元气在台谏”。

宋仁宗尝言：“台谏之言，岂敢不行？”太宗亦云：“且天下广大，卿等与朕共理。”君臣共治之局，由此成焉。皇帝一言一行，皆有史官执笔记录，吕公著曾告神宗：“若身有失德，不惟民受其害，载之史策，将为万代讥笑！”此非恫吓，实乃道义之绳墨。

史笔如剑：无形之制衡

皇权虽尊，然非无惧。史官秉笔直书，起居注、实录日积月累，终入正史。帝王纵有九五之尊，亦畏青史留污。昔宋太祖于后苑弄雀，忽闻急奏，亟召见臣。及至，雀已藏袖中。臣奏事毕，太祖方欲再戏，孰料雀竟毙于袖。帝默然良久，叹曰：“此鸟因我而死，岂非过耶？”遂焚香自省。此事虽小，然可见其心存敬畏。

此等敬畏，亦合道家修身之旨。昔吕洞宾游岳阳，见市井争利，喟然曰：“世人但知逐物，不知养心。”张三丰亦言：“治国如炼丹，火候太过则焦，不及则生。”宋室之治，恰如文火慢煨，不尚峻急，而重调和。士大夫以道义为炉，以史笔为炭，使君心常存惕厉，不敢肆意妄为。

故宋三百余年，虽有昏庸之主，却无残暴之君。非天佑之，实制度与士风共维之。正如苏轼《赤壁赋》所言：“惟江上之清风，与山间之明月，耳得之而为声，目遇之而成色。”治道亦然——不在雷霆万钧，而在日用常行之间，自有约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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