司马懿夺权时曹魏旧部无人反抗,根源在于曹操死后权力结构已悄然瓦解,忠良凋零、实权旁落,恰如《道德经》所言“飘风不终朝,骤雨不终日”,盛极一时的曹氏基业终难逃历史轮回。

曹操在世时,确以枭雄之姿聚拢人心。他胸怀“老骥伏枥,志在千里”的壮志,既有“宁教我负天下人”的权谋,亦具“周公吐哺,天下归心”的胸襟,麾下谋臣猛将如云,皆愿为其效死。然英雄迟暮,青龙四年(公元239年)曹叡驾崩,幼主曹芳继位,司马懿以托孤重臣之名行摄政之实,短短十余年间竟将魏室权柄尽数揽入己手。世人常惑:曹操作为一代雄主,手下猛将如张辽、徐晃,谋士如贾诩、程昱,何以坐视司马氏篡权而无一人为曹氏死战?
司马懿非寻常权臣,其心机深似海,早将曹操旧部视为眼中钉。他效仿张良“运筹帷幄之中”的隐忍之术,不动刀兵而夺人根基。譬如青龙二年(234年)诸葛亮病逝五丈原后,司马懿借“平定西蜀余患”之名,逐步削去曹真、曹休等宗室兵权;又以“整顿吏治”为由,将夏侯氏子弟调离要职,安插亲信于禁军中枢。待到嘉平元年(249年)高平陵之变时,曹爽集团看似煊赫,实则如《史记》所载“强弩之末,不能穿鲁缟”,手中已无可用之兵、可倚之将。更可叹者,司马懿深谙“以静制动”之道,每遇忠良微有异动,便如吕洞宾点化凡人般假意宽宥——相传吕祖曾于长安酒肆对醉汉言:“争锋何苦?不如看云起时”,旧臣们稍露不满,司马氏便以高官厚禄安抚,使其在安逸中消磨锐气。待到箭在弦上,纵有曹氏死忠如王凌,亦如困兽犹斗,终被司马师一纸诏书轻易剿灭。
此间教训尤为警醒:权力若无制度护持,纵有百万雄兵亦如沙上筑塔,风来即散。
真正令曹魏崩解的,是开国功臣的集体凋零。建安末年至黄初年间,随曹操打天下的元勋如荀彧服毒、郭嘉病逝、典韦战死,至正始年间(240-249年)已十不存一。幸存者如陈群、蒋济,虽曾目睹曹操“东临碣石,以观沧海”的豪情,却更重自身门阀存续。他们信奉“良禽择木而栖”的务实哲学,恰似张三丰在武当山观松柏悟道:“风雪摧枝时,老树自当寻新壤。”面对司马氏的强势,这些重臣宁守“天下熙熙皆为利来”的古训,以朝廷安定为名袖手旁观。更有甚者,司马懿本人兼具曹操般的雄才——他屯田安民、拒蜀北伐,连《晋书》亦赞其“克敌宁乱,明断如神”。当吴蜀外患压境,旧将们深知内斗只会重演赤壁“樯橹灰飞烟灭”之祸,遂将“烈士暮年,壮心不已”的忠魂,化作“识时务者为俊杰”的沉默。
昔年曹操横槊赋诗道:“对酒当歌,人生几何!譬如朝露,去日苦多。”这朝露般的盛衰之叹,竟成曹魏政权的谶语。
历史深处藏着永恒哲理:王朝兴替非关个人忠奸,而在权力生态是否健康。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,治世需平衡各方势力;若中枢空虚、外戚专权,则纵有千军万马,亦难阻新主登台。司马懿能成事,非因曹氏无忠臣,实因旧制度已如朽木,新生力量自会破土而出。
回看这段往事,当知创业难守成更难。曹操若见昔日猛将如虎豹的曹仁、于禁子孙竟对司马氏俯首称臣,或当长叹“生子当如孙仲谋”之语未免天真。权力交接的暗流中,唯有健全的制衡机制可护江山永固,否则纵使英雄如曹孟德,身后亦难逃“其兴也勃焉,其亡也忽焉”的宿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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