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朝可以劝降韦俊陈玉成，为什么却要杀石达开

清朝杀石达开而劝降韦俊、陈玉成，只因石达开已无“价值”可资利用——清廷眼中，降将不死于刀锋，而死于无用。

1851年，洪秀全于桂平金田揭竿而起，杨秀清、萧朝贵、石达开诸将蜂拥相从，两年后竟踞南京，裂土东南。然1856年“天京事变”骤起，两万精锐自相屠戮，天国如日中天而骤坠深渊。次年，年仅二十六岁的翼王石达开负气出走安庆，率十余万健儿远遁，更令危局雪上加霜。至1859年，北王之弟韦俊内外交困而降湘军；1862年，英王陈玉成被缚于苗沛霖之手，拒降胜保而遭凌迟；1863年，石达开为“救全三军”赴骆秉章营议降，竟同子石定忠惨死刀下。同为天国柱石，何以韦、陈可活而石达开必死？此中机括，不在忠奸，而在“价值”二字如天平悬丝，稍倾即决生死。

价值的天平

古来战阵，虽有“不杀降将”之约，然此约如浮云聚散，实系于降者能否为敌所用。昔曹操擒吕布，见其骁勇盖世，欲收为先锋，若非刘备一语“明公不见丁原、董卓之事乎”，孟德或已纳之。唐廷容朱温，亦因其麾下精兵可制藩镇。清廷待韦俊，正循此道：韦俊两守武昌，破胡林翼、毙罗泽南，实为攻防兼备之虎将；更兼国宗身份，乃拜上帝教“顶梁柱”。其降湘军，无异于宣告“上帝向妖魔屈膝”，天国威信顿如沙塔崩摧。恰似《史记》所载：“利之所在，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。”湘军乐纳此降，非为宽仁，实因韦俊一跪，抵得十万雄兵。

陈玉成之价值，更在扭转乾坤之力。1861年安庆失守后，英王困守庐州，然东南李秀成正席卷财赋重地，清廷鹿死谁手尚未可知。胜保见陈玉成被缚，不惜以高官厚禄诱之，盖因英王若降，可裂李秀成之势，复收旧部为己用。陈玉成昂然斥曰：“在白云山踏尔二十五营，全军覆灭，尔带十余匹马抱头而窜，我怎配跪你！”终以“大丈夫死则死耳”就义。然清廷劝降之切，恰证其价值如砥柱未倾——一旦倾覆，便成弃子。

石达开的绝境

反观石达开，1857年率精锐出走后，虽转战川滇，然兵疲将散，再难撼动清廷根基。骆秉章受命擒之，深知翼王已成“空壳”：部众离心，无地可据，更无牵制李秀成之效。石达开自谓“愿舍一命以全三军”赴营议降，清廷却以凌迟处死、石灰闷子灭其血脉。此非暴虐，实为斩草除根之算——无价值者，生亦为患，死方绝后患。昔吕洞宾游长安，见贩夫争利而叹：“世人皆为名累，何曾识得身是客！”石达开若悟此理，或可如张三丰修道时所言“舍小我以全大我”，暂屈求存。然其执着“翼王”虚名，终陷“名缰利锁”之困，恰应了杜牧《题乌江亭》之句：“胜败兵家事不期，包羞忍耻是男儿。”

千古兴亡，何曾系于忠奸？唯在利害权衡之间。石达开之死，非清廷无仁，实因价值天平已倾覆；韦俊、陈玉成之生，非清廷有恩，只因尚存一羽之重。观《资治通鉴》载项羽垓下之叹：“天亡我，非战之罪”，实则楚霸王失关中而无根基，价值尽丧，岂非同理？道家云：“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。”乱世浮沉，价值即命脉——此理虽微，足以烛照古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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