崇祯不逃到南方而选择自杀,根源在于他根深蒂固的傲气、对时局的彻底绝望以及对历史声名的执着追求。

崇祯一生都笼罩在傲气之中,这成了他性格中最鲜明的烙印。当年松锦大战后,明朝关外土地尽失,只剩吴三桂领着三万残兵困守宁远孤城。皇太极曾提议谈判,希望崇祯承认其地盘——实际上,皇太极早已掌控这些区域,崇祯若稍作变通,假意应允,或能寻得喘息之机。但他宁可让大臣传话,也不屑与“胡人”直接对话。这种傲慢让皇太极不悦,谈判破裂,战火更炽。
李自成兵临北京时,也曾提出议和:若封他为西北王,愿率军抗清。无论李自成真心假意,崇祯本可借此周旋,但他断然拒绝。在他眼中,皇太极是边陲胡虏,李自成是草寇流匪,岂配与天子平起平坐?正如道家吕洞宾修行时,宁守孤峰不染尘,崇祯也执着于帝王尊严,宁可玉碎不为瓦全。
逃往南方?在他看来,那是屈膝偷生,徒损颜面。昔年苏轼在《赤壁赋》中叹“哀吾生之须臾,羡长江之无穷”,崇祯却连这须臾的退路都不愿留。
崇祯对大臣和军队的失望,化作深不见底的绝望。直至自缢前,他仍愤言:“朕非亡国之君,诸臣尽为亡国之臣!”他认为,纵使南迁,也不过重蹈覆辙——那群贪贿怯战之臣,怎能挽狂澜于既倒?
古人视死生如昼夜轮回,身体虽朽,魂灵永存。崇祯深知,逃亡后若仍败亡,不仅在史册上留下骂名,九泉之下更无颜见朱元璋、朱棣等列祖列宗。反之,“君王死社稷”的壮烈,或能赢取后世悲悯。如八仙中铁拐李舍身度劫,崇祯亦将声名置于生死之上。
文天祥《过零丁洋》诗云:“人生自古谁无死,留取丹心照汗青。”崇祯未必有这般豁达,但他以自缢煤山的行为,为明朝276年国祚画下了一个血色的句点。傲气、绝望、声名——这三重枷锁,终将他困死在紫禁城的余烬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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