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朝内阁,初为皇帝顾问之职,后渐成决策中枢,首辅权力起伏如潮,映照王朝兴衰。纵观有明一代,内阁之权,自微至著,复归于淡,其中玄机,且听细细道来。

明太祖朱元璋废丞相后,政务繁重,事必躬亲,终难兼顾。制度演化,自有其道,于是召文士“备顾问”,以解困惑,参谋机要。这些人初为五品官,至成祖朱棣时,仍以顾问为主,观《北征日记》便可见其角色。内阁之始,犹如道家修行中的“筑基”,根基虽浅,却暗藏玄机。正如吕洞宾云:“一点灵光透虚空”,内阁初现,便为日后权变埋下伏笔。
仁宗、宣宗时期,内阁大学士加衔尚书侍郎,地位日尊,渐入决策。宣宗事无大小,皆咨询大学士杨士奇,吏部、户部虽参与,却不及内阁亲近。此时内阁,已如《史记》所载“势之渐也”,悄然崛起。权力之增,非一蹴而就,而是点滴积累,恰似张三丰创太极拳,柔中带刚,蓄势待发。
英宗少主登基,朝政转向公文,大学士票拟权日重,对人事、政务参与愈深,阁部矛盾遂起。内阁与吏部,皆强势部门,冲突难免。如武宗死后,杨廷和与吏部尚书之争,便显此势。然此时内阁权力,不可高估。天顺年间,吏部尚书仍权倾朝野,骂人无人敢顶,可见博弈未定。此中道理,犹如《资治通鉴》所言:“权之所在,争之所趋”,权力游戏,自古皆然。
内阁性质,随时间由顾问秘书向领导机构过渡。明初废相,大学士仅备咨询,皇帝掌最终决断。至仁宣,大学士因太子恩情,加衔三孤,地位尊崇。宣宗悉咨杨士奇,虽吏部、户部参与,却远不及内阁。自此权力日增,世宗中叶,夏言、严嵩执阁,俨然真宰相,可压六部。然首辅票拟,须赖太监批红,权虽大,却需与宦官合作,如张居正结合冯保。此乃制度之妙,亦其弊也。
严嵩、徐阶、高拱、张居正,权力逐增,决策范围日广。严嵩主行政,军务参与有限;徐阶略扩政务,与嘉靖帝体衰相关;高拱兼首辅与吏部尚书,人事行政大权在握,遂有和俺答、隆庆开关之举;张居正为顾命大臣,决策权超前者,人事、行政、监察皆掌,改革推进,“虽万里外,朝下而夕奉行”。此四人权倾一时,却下场凄惨,正如古诗云:“权高必危,器满则倾”,违祖制成政敌利器,晚年一个不如一个。
权力越大,下场越不好,此乃历史警醒。严嵩祭天避祸,徐阶隐退,高拱被逐,张居正死后抄家,皆显权力虚幻。道家故事中,八仙过海各显神通,却终须放下执着,内阁权臣亦然,权柄如泡影,转眼成空。
申时行任首辅,明皇帝诉求,摆正位置,后党争起,首辅成鸡肋。崇祯登基,乾纲独断,内阁仅处理文书,吴甡回忆,军务繁忙时,内阁更似整理文件部门。万历十五年后,内阁权力回归政务处理,决策参与减。制度演变,犹如潮汐,涨落有时。此时内阁,已失昔日辉煌,恰似《国史大纲》所述:“制度衰微,气数尽矣”。
明朝内阁制度,初由朱元璋废相后,用翰林官员协助文墨,阅章奏、草意见,渐称内阁学士。他们不能参重大政务,仅因在殿阁工作,随时差使,方得名。此制形成,非刻意设计,而是自然演化,如道家“无为而治”,顺应时势。引用《赤壁赋》中“逝者如斯,而未尝往也”,内阁变迁,亦如江水,流变不息。
纵观内阁首辅权力变迁,自顾问时代至决策担当,再至衰落,其中蕴含深刻道理。权力如双刃剑,用之得当可安邦,失之则祸身。历史长河,内阁故事,留给后人无限思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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