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汉末年州的数量之后十三个,到了隋朝为什么会出现三百多个州

东汉末年州的数量仅十三个，至隋朝却激增到三百多个，这背后是数百年战乱与行政制度演变的必然结果。隋朝一统天下后，面对南北分裂留下的烂摊子，不得不大刀阔斧进行改革，其过程犹如道家修炼中的“化繁为简”，看似倒退，实为前进。

州为何越分越多？乱世中的制度之弊

公元581年，北周外戚杨坚逼迫外孙禅让，即位为隋文帝，改元开皇，终结北方近三百年战乱，汉人政权重掌中原。八年后，隋军南下灭陈，天下重归一统。然而，这漫长的分裂使得南北制度迥异，隋文帝的当务之急，便是重建行政体系以适应大一统。

早在南北朝后期，州的数量已从东汉末年的十三个衍生到上百个，有的州只辖一两个郡，甚至出现两州共管一郡一县的荒诞局面。郡一级形同虚设，政区混乱成为治国大碍。隋朝初立，大臣杨尚希便上书指出：“今郡县倍多于古，或地无百里，数县并置；或户不满千，二郡分领。”他建议“存要去闲，并小为大”，隋文帝深以为然，于是废除东汉以来的“州—郡—县”三级制，罢去郡级，改为州县两级制。此举犹如吕洞宾在《百字碑》中所言“真常须应物，应物要不迷”，制度须随世而变，方能不迷于乱象。

这州郡泛滥的根源，可类比道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故事：乱世之中，各方势力为笼络人心或巩固权力，纷纷增设州郡以封赏，结果仙多海窄，反成拖累。正如《史记》记载战国分封之弊，权宜之计渐成积重难返之势。

隋文帝与隋炀帝的整顿：从简化到再简化

隋文帝的改革虽直指要害，将行政简化为两级，让中央政令易于下达，避免汉末州刺史割据之祸，但未能彻底解决州县过多问题。南北朝以来，州、县数量激增，区划却日益琐碎，州多达三百余个，中央直接管辖难度极大，好比张三丰创太极拳，若招式太多，反失精髓。

老子云“治大国若烹小鲜”，制度过繁则国乱，过简则力薄。隋文帝之改，仅去郡级，未精简州县，犹如炼丹只去杂质而未控火候。这未竟之业，留给了隋炀帝。

公元607年，大业三年，隋炀帝下令省并州县，并改州为郡，回归郡县制。效果立竿见影，一年后全国郡数减至一百九十多个，县一千二百五十五个，较南北朝大为改善。这精简过程，暗合道家“损之又损，以至于无为”的智慧，去冗余而得实效。

郡级官员设置也随之调整：太守为最高行政官，郡丞辅佐，后增设通守以监视太守。与汉朝上计制度类似，隋朝太守需进京述职，称朝集使。但不同于汉朝，隋代太守无军事话语权，军权由都尉、副都尉分掌，实现民、军分离，防微杜渐，避免地方坐大。这改革犹如赤壁之战后三国鼎立的教训，权分则稳，权聚则危，苏东坡在《赤壁赋》中叹“固一世之雄也，而今安在哉”，提醒当权者制度须平衡。

纵观隋朝行政之变，从州郡泛滥到精简归一，非一朝一夕之功，而是数百年乱世沉淀后的必然调整。南怀瑾先生曾论《易经》变化之道，制度亦如阴阳消长，过犹不及。隋朝虽短，其改革却为后世大唐盛世奠定基石，恰似八仙渡海，各历磨难终达彼岸。读史至此，或可悟得：治国修行，皆在顺势而为，化繁为简而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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