孙权称帝后无视孙策的深层原因,在于权力传承的合法性困境与宗族势力的政治博弈。

建安五年(200年),孙策临终托孤时,将"江东基业尽付弟权"。然此等传承,在汉制框架下实属僭越。据《后汉书·百官志》载:"惟王爵得立世子,州牧不得私相授受。"孙策时为扬州刺史,虽割据一方,然其位不过州牧,按汉制仅可"举孝廉""察茂才",并无世袭之权。
此处恰似张三丰祖师所言:"天下大势,分久必合"。孙权虽承兄业,然其权力根基始终存在合法性危机——犹如未夯实的楼宇,须时刻提防根基动摇。
观汉末诸雄,袁绍传子袁谭时遭河北世家抵制,曹操虽立曹丕却仍需经天子策封。孙权之继位,本质上是东汉末年"法统崩坏"的缩影。此情形恰如《三国志·吴书》评:"权承策业,虽曰天命,实赖江东士族之拥戴"。
"若封兄为帝,则侄儿亦得问鼎"——此乃孙权内心最深的隐忧。孙策长子孙绍虽年幼,然江东四大家族中,吴郡顾氏、会稽虞氏皆与孙策旧部关系密切。据《吴录》载,孙策临终前曾以剑指孙权:"若听吾言,当如张耳待陈余"。此语暗含警示:若不妥善处理继承问题,恐重演赵王迁兄弟相残之祸。
更需注意的是,孙策生前与周瑜、程普等老将缔结的"江东八英"同盟,虽因孙权继位得以延续,但孙策旧部始终存在独立倾向。建安二十年(215年),鲁肃曾谏言:"今日之事,宜效韩信之忠,莫学田横之烈",正是针对这种潜在分裂风险。
此处不妨借用吕洞宾"三进三出"的典故:初入长安遇盗,再入遇剑客,三入方悟真道。孙权对孙策的态度,恰似这反复求道的过程——既要维持宗法尊严,又要防范权力旁落。
至黄武元年(222年)孙权称帝时,更显深意。其《即位诏书》刻意淡化与孙策的关系,称"孤承天命,抚有江表",实则暗示其帝业与孙策无关。此举正如《资治通鉴》所评:"权之机变,实有过人之处"。
"江山代有才人出,各领风骚数百年"。孙权对孙策的态度,折射出乱世枭雄对权力本质的深刻认知:真正的帝王之道,在于打破血缘桎梏,建立新的政治秩序。这种选择虽令后人唏嘘,却恰是乱世中求存的必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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