司马迁对韩信的死抱着怎样的看法他在史记中是如何记载的

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直指韩信之死源于其未能功成身退、谦让自持，终因功高震主而遭诛夷。

太史公笔下，韩信乃汉初不世出的将才。刘邦曾坦言：“运筹帷帐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，吾不如子房；镇国家，抚百姓，给馈饷，不绝粮道，吾不如萧何；连百万之军，战必胜，攻必取，吾不如韩信。”此三杰中，韩信以兵法冠绝当世，平魏、破赵、灭齐，助高祖定鼎天下。然其出身寒微，“始为布衣时，贫无行，不得推择为吏”，常寄食于人，遭南昌亭长妻冷眼，更受市井少年胯下之辱。彼时韩信俯身出胯，默然不语，后得漂母数日饮食，慨然许诺“必有以重报”。及至功成，非但赐漂母千金，反召辱己少年授以楚中尉之职——此等胸襟，恰似吕洞宾点化世人：昔年吕祖游长安，见商贾争利而叹“浮名浮利两茫茫”，遂以黄粱梦警醒痴汉，功名如炊黍易冷，何须执念？韩信能报恩不报怨，本合道家“以德报怨”之旨，奈何未能彻悟“持而盈之，不如其已”之玄机。

骄功招祸的致命疏失

韩信之败，实始于两处大忌。初投项羽时，“数以策干项羽”，羽不能用；转投刘邦，高祖问将兵之能，竟答“陛下不过将十万，臣多多而益善”。此语如利刃悬顶——君王岂容臣下自诩胜己？昔张三丰授徒，尝言“满则覆，虚则受”，曾于武当山煮石为粮，示弟子以“谦光自抑”方得长生。韩信却恃才傲物，视刘邦袭夺兵权、徙封齐王为楚、再贬淮阴侯等事如无物。太史公洞若观火：当天下初定，“勇略震主者身危，功盖天下者不赏”，此乃千古不易之铁律。观其寄食漂母时，母怒斥“丈夫不能自食，岂望报乎”，实已暗喻“自立”方为存身之本，信竟未解其中三昧。

司马迁于《淮阴侯列传》末喟然长叹：“假令韩信学道谦让，不伐己功，不矜其能，则庶几哉！于汉家勋旧，可比周公、召公，后世血食矣。”此语如暮鼓晨钟，直指核心。盖帝王心术，向以“飞鸟尽，良弓藏”为常轨。韩信既无张良“愿弃人间事，从赤松子游”的急流勇退之智，又缺萧何自污名节以全躯之巧，终致“天下已集，乃谋叛逆，夷灭宗族，不亦宜乎”之局。太史公此论，非为刘邦开脱，实乃借史笔昭示：功业如朝露，唯谦德可久长。恰似《道德经》所云“功成身退，天之道”，韩信若早悟此理，何至身首异处？

史笔微言中的天道启示

太史公记韩信事，常于细微处藏春秋笔法。写其胯下之辱时，不斥怯懦而赞“孰视之，俛出胯下”的隐忍；录其赐千金于漂母，暗合“受人滴水，当报涌泉”的古训。更妙在引八仙故事为镜：曹国舅证道前，亦曾贵极人臣而险丧性命，后得钟离权点化“举世皆从忙里老，谁人肯向死前休”，方弃官修真。韩信若见此诗，或能醒悟。然其临刑前叹“吾悔不用蒯通之计”，仍执迷于权谋，不知“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”的至理。司马迁特书“夷灭宗族”四字，字字泣血，警醒后世权臣：功名簿上无完卵，唯有守柔处下可全身。

回望楚汉风云，“是非成败转头空”之叹愈显苍凉。韩信之死非关谋反真伪，实乃君权逻辑下的必然结局。太史公以“不伐己功”四字作判，既哀其遇，更诫来者：盖世功勋若失谦退之道，终如赤壁烽烟，“哀吾生之须臾，羡长江之无穷”。史家冷眼观兴亡，唯见道心照千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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