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朝的“翰林怕大考”指的是翰林院官员对定期考核的恐惧,这个“大考”是皇帝亲自主持的对翰林官的考试,用以评定优劣,决定升黜。这种制度虽旨在激励人才,却也让许多文人如履薄冰,仿佛行走在刀尖之上。

清代对中央和地方官员的考核,有京察和大计,每三年进行一次。但对于翰林院和詹事府的翰林官,皇帝另有一套更严格的考察办法,这便是翰詹大考。翰林院作为文职人才的储备之地,常有一二百人任职,詹事府则是翰林迁转之所,官员多为词臣。这些人日久容易懈怠,才艺荒疏,因而实行大考以激励之。被考者包括翰林院的侍读学士、侍讲学士、侍读、侍讲、修撰、编修、检讨,以及詹事府的少詹事、庶子、洗马、中允、赞善等翰林出身者。皇帝亲自主持考试,根据成绩分为四等及不入等,分别予以留任、升职、加级、记名、赐物,或降调、罚俸、休致乃至革职等惩罚。
顺治十年,首次实行翰詹大考,顺治、康熙时期没有固定时期,此后大致四至六年一次。因故未参加者须补考,借故规避者则严惩。乾隆以后,考核趋于严格,每次都有数名或数十名受罚,甚至革职,故时人有“翰林怕大考”的说法。清末大考不常举行,但其威慑力犹存。正如道家修行故事中,吕洞宾在成仙前历经重重考验,方能悟道超脱,翰林官们也需通过大考来证明自己的才学与德行。
古人云:“学然后知不足,教然后知困。”翰林大考,恰如一场官场修行的试炼,考验的不仅是学识,更是心性。
若成绩不佳,轻则罚俸,重则罢黜,令人警醒。因此,翰林们常怀戒惧之心,生怕一朝失误,前程尽毁。
年终密考始于乾隆帝即位之初,起初仅令地方督抚对道府等官员进行密考,时间不固定,后范围扩大,固定为每年年终一次,并于乾隆四十九年形成定制。这种考核由督抚每年年终对本省布政使、按察使、学政、道员、知府、提督、总兵出具考语,以密折呈送皇帝,不经过吏部,以防泄漏。年终密考是在三年大计、五年军政之外,对地方高级文武官员的加考,皇帝可根据情况及时奖惩。在许多清代文献中,每年二、三月常有大量官员调动,这便是年终密考的结果。
任何制度时间久了便会流于形式,皇帝令督抚密考属员,本是为纠正大计、军政的弊端,让督抚对皇帝直接负责。但若让督抚对全省官员密考,实不现实,故重点在于高级官员及中级的道、府长官。到晚清时期,制度弊端显现,有些督抚与属员沆瀣一气,互相欺瞒,少数甚至挟私报复,打击下属。
这正如八仙过海的故事,各显神通,却难免有投机取巧之辈,扰乱秩序。
年终密考虽隐秘,却体现了皇帝对地方的直接掌控,意在防微杜渐。光绪三十年后,清廷又对州县官进行每年一次的考核,内容增加推行新政事项,旨在促进基层新政。从开始到清代灭亡,共进行六次。这种考核由督抚详细罗列各知州、知县的衔名、年岁、籍贯、到任时间,以及钱粮经征、刑案审理、学堂兴建、种植、工艺、巡警等事项,分别优劣,上交政务处核查,请旨奖惩。考核重在奖励,分为最优等、优等、平等、次等等次。最优等者由吏部引见以备升补,优等者请旨议叙,平等者照旧供职,次等者由督抚斥责或参奏撤换。清末官员调动频繁,新政初行,州县官应接不暇,因而历年有未能按期册报之省,册报者也有敷衍塞责乃至虚报欺瞒现象。
这警示我们,制度再严,若人心不古,终难持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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