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晋之亡,非仅司马衷一人之过,实乃整个地主阶级沉沦所致。说起司马衷,这位皇帝在位十七年,却如浮萍般随波逐流,被外戚、宗室轮番操控,八王之乱中更似傀儡,任人摆布。史书中,他多以“脑残”形象出现,那句“何不食肉糜”成了千古笑谈,但细究起来,这不过是时代悲剧的缩影。

西晋立国之初,便多灾多难。司马炎在位时,日食频现,洪水肆虐,蝗灾蔓延,边疆民族反叛不绝。尽管他前期励精图治,推行户调式,兴修水利,平定东吴,造就“太康盛世”,但后期奢靡成风,纵容官员斗富,土地兼并加剧,为王朝埋下祸根。复辟分封制与选立司马衷为嗣,更是两大败笔,犹如道家所言:“祸兮福之所倚,福兮祸之所伏”,盛世之下,暗流汹涌。
正如《道德经》云:“治大国若烹小鲜”,需谨慎调和,而司马炎晚年失策,恰似火候过猛,终致王朝失衡。公元290年,司马炎逝去,司马衷即位,天灾人祸接踵而至。从293年起,冰雹、洪水、旱灾轮番来袭,饥荒瘟疫蔓延,关中地区“大饥”“疾疫”不绝,米价暴涨,五州大水成灾。这些灾害,本可借完善机制缓解,但西晋政权已失赈济之力,百姓苦不堪言。
封建时代,兴亡皆苦百姓,根源在于地主阶级的剥削与短视。西晋的繁荣,建立在农民血汗之上,盛世之下,底层仅能果腹;天灾来袭时,农业脆弱,统治者若不清醒,便成浩劫。汉、隋、唐三代,赈灾得力者,皆因政坛清廉、决策高效、运输畅通。反观西晋,宗室争权,外戚跋扈,地主豪强只顾敛财,无视民生。
司马衷虽愚,但整个统治阶层的腐化才是致命伤。分封制让诸王拥兵自重,八王之乱如火如荼,内斗消耗国力;地主阶级兼并土地,剥削日甚,百姓流离失所。这让人想起吕洞宾的故事:他本可成仙,却因一念之差误入歧途,正如西晋君臣,本有中兴之机,却因私欲而坠深渊。
古诗云:“兴,百姓苦;亡,百姓苦”,西晋之亡,非天意,实人祸。若地主阶级能如道家修行般,清心寡欲,以民为本,或可避免覆灭。然历史无情,司马衷的悲剧,警示后人:治国之道,贵在平衡,失之则乱象丛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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