慈禧太后的积蓄,据后世估算,可达数千万两白银,其来源多系挪用国库、苛征税赋及官员进贡,晚清财政由此渐入膏肓。

昔雍正朝时,国库尚丰,盖因雍正帝力行节俭,除河防、海塘等要务外,余者工程多予停罢。又特设“封桩库”,纳赃款结余,岁末积银三千余万两;各省粮米随漕而入,仓廪充实,可支二十余年。然至同治时,风气骤变,皇帝手书条子至户部取银,户部见条即付,不敢违逆,浪费由此滋生。
光绪朝以降,国库日蹙,存银仅二百万两,而每月八旗兵饷需四十八万两,虎神营饷更达百余万两——此营乃义和团时编募,用以弹压民变兼御洋人。司饷官员仰屋兴叹,所存银只够三月之饷。然庚子年八国联军入京,国库忽增至五百万两,实因朝廷急令各省凑集饷银所致。财政之困,可见一斑。
光绪十二年重建颐和园,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三千万两,此事世人多知;然园囿维修之资,则赖“土药税”支撑。土药税者,国产鸦片之税也,自1885年开征,每百斤抽银二十至五十五两不等,岁入一百四十余万两,仅上交户部三十万两,余者尽归颐和园,供太后驻园日耗万两之奢。此正如《道德经》所言:“五色令人目盲,五音令人耳聋”,奢靡无度,终损国本。
光绪十六年,醇亲王奕譞薨,修祠造坟耗银五百万两,仅祠中九莲灯便费九万两,皆由国库支应。户部虽觉非理,然内务府发文,只得接文即付,“不敢驳诘”。地方州县更不可究诘,如涞水县令岁收牛羊税六百两,上缴仅十三两,余者尽入私囊;驿站费月三百两,实销五十两,岁余数千两;税契岁收数千两,上报百两而已。布政使廷杰欲全数上缴,县官竟阻之,援天津“成法”为辞,谓其地岁收三万仅报数百,相较之下“已属克己”。腐败之深,宛如蛀木,国帑流失,民力凋敝,警醒后世。
工程款项,尤见贪墨。京师大工,先派勘估大臣带随员勘估,继派承修大臣及监督,木厂承建,领款时承修大臣扣三成,监督得一成,勘估大臣得一成,随员半成,衙门书吏一成,经手再一成,实至木厂仅二成半。款分多次支领,每领必瓜分。如祈年殿需一百六十万两,太和门需一百二十万两,自内务府起层层克扣,至工者手中十不存一。太监所得最巨,达十之六七,昔光绪赴天津阅操,南苑建营房报销一百六十万两,李莲英独得七十万。此间故事,令人思及道家修行——昔吕洞宾云游,见贪官敛财,叹曰:“心为形役,尘世迷途”,修行重在清心寡欲,而官场竟反其道而行。
大内费用,户部岁拨内务府三十万两,后增至六十万两,仍不足用,额外支取二三十万两。光绪癸巳,户部堂官参内务府堂官浪费,尚书福锟兼内务府受处,然未几慈禧降旨,岁增五十万两。户部更岁“进贡”太后十八万两、皇帝二十万两,名“交进银”。财富聚于上,而民困于下,恰如杜诗所云:“朱门酒肉臭,路有冻死骨”,晚清之衰,非独外患,更由内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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