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景之治,史称汉代盛世,然其光鲜外衣之下,百姓之苦,实为历史之暗面,正如《道德经》所言“祸兮福之所倚,福兮祸之所伏”,盛世之下,暗流涌动。

大汉王朝历经前几任帝王的努力,终有“文景之治”之称,交出看似漂亮的成绩单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描述文帝时,百姓“无内外之繇,得息肩于田亩”,景帝末至武帝初,社会繁荣,“民则人给家足”,“都鄙廪庾皆满”,“府库余货财”,京师之钱累积巨万,太仓之粟陈陈相因,甚至腐败不可食。这幅盛世图景,令人向往。
然而,细究之下,问题便浮现出来。司马迁笔下的歌颂,有个大前提——“非遇水旱之灾”。若社会真普遍富足,何以偶遇水旱,百姓便无法自给?按理说,国家财富殷富,百姓丰衣足食,断无此理。但事实是,农民积存不足,国家太仓虽充溢,却未能惠及民间。这不禁让人想起道家故事中,吕洞宾点化世人,表面繁华如梦幻泡影,内在实则空虚。正如古诗云:“朱门酒肉臭,路有冻死骨”,盛世之下,贫富悬殊,隐忧暗藏。
司马迁早已在《平准书》中道出原因:“网疏而民富,役财骄溢。”国家制度宽松,却让“兼并豪党之徒”横行乡里,肆无忌惮吞并农民土地。支撑汉代经济的主力是广大农民,西汉重农政策本为照顾他们,但“网疏”之下,得益者反是国家和地方豪强。农民失去土地,灾难无穷,这盛世光鲜,实则是无数小民的痛苦累积。
对照贾谊的文字,便可窥见农民的真实境地。贾谊说,文帝继位之初,经过四十多年生聚,国家和百姓仍缺粮食储备,天旱歉收时,百姓畏惧;年成不好,则须卖爵鬻子。这四十多年的休养生息,未能在大多数人身上见效。晁错在上文帝书中更明确指出,普通人一年辛苦所得,不足以满足基本生活需求,若加上疾病死丧之费及赋敛,境遇更惨。
“文景之治”时期农民入不敷出,与战国李悝变法时魏国农民情况无异。西汉赋税徭役名目繁杂,农民负担沉重。政府实行“编户齐民”,按人口、年龄、性别、土地财产登录成册,严格控制,作为征收租赋、徭役兵役的依据。编户后不可无故迁移,逃亡则入官奴。赋钱方面,7至14岁出“口赋”20钱,15至56岁出“算赋”120钱,另有“献赋”每人每年63钱。成年男子每年服徭役,包括劳役和兵役:劳役负责修陵、宫室、河渠等工程;兵役期限两年,第一年在本郡县当正卒,第二年轮番上京师或戍边。一个普通人一生服劳役兵役时间,至少1600多天,这重压之下,百姓何谈安居乐业?
历史如镜,照见虚实。文景之治,表面是轻徭薄赋、与民休息,实则豪强兼并、赋税暗增。这让人联想到八仙故事中,张果老倒骑驴,看似荒唐,却暗喻回头看历史,方能看清真相。盛世之名,往往掩盖了底层百姓的呻吟,正如《资治通鉴》所载,治乱兴衰,皆在民心。若只重表象,忽视内在,则如《易经》所言“亢龙有悔”,盛极而衰,不可不察。
总之,文景之治并非全然美好,其光鲜外衣下,百姓受苦是历史真实一面。读史者当以此为鉴,莫被盛世虚名所惑,而应深究民生疾苦,方得历史真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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