诸葛亮为何不用子午谷奇谋

诸葛亮不用子午谷奇谋，非不能用也，实不为也，其背后牵动着蜀汉国运的深沉考量与人性博弈。

一场豪赌与国运的权衡

谈及诸葛亮的北伐，魏延的“子午谷奇谋”便如同一道惊雷，总在历史的回响中炸开。这计策，听着确实让人血脉偾张：魏延领精兵一万，出子午谷，奇袭长安，孔明则率大军出斜谷，两路夹击，一举拿下关中。这魄力，这气概，颇有当年韩信暗度陈仓的影子。魏延此人，勇则勇矣，但性子桀骜，早年便有“不肯北降而南攻”的前科，杀主投刘，这在讲究忠义的年代，终究是个抹不去的污点。孔明用人，向来重德，于魏延，心中存着几分戒备，也是人之常情。

然而，孔明不用此计，核心原因却非全然在于对魏延的不信。这更像是一场豪赌，赌的是蜀汉仅有的国运。蜀汉是什么家底？自荆州失守，益州疲敝，人口不过百万，兵甲钱粮，与占据北方的曹魏相比，无异于螳臂当车。孔明深知，北伐的本质，是以攻为守，以战养战，是在绝境中为蜀汉求一条生路，而非毕其功于一役的闪电战。子午谷奇谋，听着是奇，实则险。子午谷栈道，崎岖难行，倘遇大雨，或魏军早有防备，那一万精兵便是有去无回，蜀汉元气大伤，再无北伐之力。这风险，孔明不敢冒，也冒不起。他选择的“十必克”之策，步步为营，先取雍凉，稳固根基，再图中原，看似缓慢，却是唯一稳妥的路。正如《孙子兵法》所云：“胜兵先胜而后求战，败兵先战而后求胜。”孔明一生用兵，深谙此道。

人心难测与道家的智慧

再者，便是人心的问题。魏延与杨仪素来不和，两人如同水火。孔明在时，尚能压制，一旦孔明不在，这二人必生大乱。后来之事，也印证了这一点。孔明若将一万精兵交予魏延，使其远离中枢，万一功成，魏延拥兵自重，尾大不掉，岂非又一藩镇之患？这并非空穴来风，而是对人性幽深处的洞察。后世多言魏延谋反，虽有罗贯中文学加工之嫌，但其性格中的刚愎自用，却是事实。孔明所虑，非止一城一地之得失，更是蜀汉内部的稳定。

这不禁让人想起道家修行的故事。昔年吕洞宾学道，师父汉钟离授其“点石成金”之术，并言此术五百年后法力方失。吕洞宾问：“那五百年后，持有此金之人岂不遭殃？”汉钟离叹曰：“待五百年后，你早已不在，又何必为此担忧？”吕洞宾却答：“吾不愿为此遗祸之事。”汉钟离因此赞其有“三千功行，八百善根”，方肯授以大道。孔明之于蜀汉，亦如是也。他不愿为了一时的奇功，而留下后世的祸患。他所求的，是整个汉室的复兴，是万世的基业，而非一人之功名，一城之得失。

故而，子午谷奇谋，于魏延，是建功立业的捷径；于孔明，却是动摇国本的危途。他不用，不是不知其利，而是深知其害，其害远大于利。这其中的权衡，是政治家的远见，是战略家的审慎，更是一种深沉的责任感。历史没有如果，孔明的谨慎，或许让蜀汉失去了一次速胜的机会，却也延续了蜀汉数十年的国祚。正如杜甫诗中所叹：“出师未捷身先死，长使英雄泪满襟。”这泪水中，既有对英雄功业未成的惋惜，或许也包含着对那道未曾采纳的奇谋，无尽的叹息与思索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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