乾隆是集明君与昏君特质于一身的复杂帝王,其功过需置于历史长河中辩证审视。

清代自皇太极改国号“大清”至宣统退位,二百七十六年间十位帝王,论在位之久,康熙六十一年,乾隆六十年,居其次;论后世争议,亦首推乾隆。其治下“康乾盛世”如日中天,平定大小金川、完善西藏治理、收复新疆,自诩“十全武功”,确有开疆拓土之功。编纂《四库全书》,汇古今典籍,堪称中华文化之瑰宝,正如道家所言“藏之名山,传之其人”,此举泽被后世。修建皇家园林,颐和园、圆明园虽耗资巨万,却也为世界园林史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曾有修行者问张三丰:“治世如修道,何为要义?”张三丰答:“清静无为,顺其自然。”然乾隆治下,国力鼎盛,却也暗藏“火候过猛”之虞。所谓“十全武功”,有夸大之嫌,如平定大小金川,实为妥协之策,却自诩赫赫战功,不免让人想起吕洞宾度化世人时所言“强求不得,反受其累”,盛世光环下,已见浮躁之端。
然盛极而衰,自古常理。乾隆朝文字狱大兴,文人动辄得咎,思想禁锢甚于前代;编纂《四库全书》时,毁禁书籍达数千种,“寓禁于征”,实为文化之劫。更甚者,宠信和珅,致其“聚敛财富之巨,前无古人,后无来者”,朝政败坏,民怨渐生。杜牧在《阿房宫赋》中叹“后人哀之而不鉴之,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”,乾隆之过,正在于此——盛世繁华中,忘却“水能载舟,亦能覆舟”的古训。
和珅之贪,非一日之寒,乾隆岂能不知?然其纵容者,实为帝王权术之术——以贪臣制忠臣,集权于己身。正如《道德经》言“国之利器,不可以示人”,乾隆将权术玩至极致,却也埋下王朝衰败之根。后世言其昏,非无道理;然言其明,亦有依据,历史本非非黑即白,恰如八仙过海,各显神通,却终归同一片沧海。
究其根本,乾隆之复杂,在于专制集权时代帝王的宿命。其功不可没,过亦昭彰;自诩“十全老人”,却难逃“人无完人”之论。历史如镜,照见的不仅是乾隆一人,更是一个王朝的兴衰密码。正如苏轼所言“人生如梦,一尊还酹江月”,功过是非,留与后人评说,而我们能做的,便是从这历史的风烟中,读懂“盛极必衰,否极泰来”的朴素哲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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