秦惠王接受了芈月，为何容不下拯救了秦国的商鞅

秦惠王之所以容不下商鞅，并非因私怨而废公义，实乃新君继位、旧势反扑、权衡国本之不得已。

变法之功与积怨之深

卫鞅初仕魏国，仅为公叔痤门下策士。公叔痤临终荐之于魏王，然魏王不识其才，弃如敝履。彼时秦孝公忧国危殆，颁“求贤令”以图强，卫鞅遂西入秦，献富国强兵之策。行新法十年，秦人富足，甲兵精锐，关中之地焕然一新。史载：“道不拾遗，山无盗贼，家给人足。”此非虚言，实乃商君之功也。

然变法之利在国，其害在贵。削世卿之权，废井田之制，刑上大夫，法不阿贵——此等举措，虽利社稷，却触怒宗室勋旧。怨毒日积，如火藏薪，只待风起。

新君即位，旧怨难平

孝公既殁，惠文王立。年少时曾犯法，商鞅执律不挠，黥其师公孙贾，劓其伯父公子虔。此二事，虽彰法度之严，却深结私仇。及至继位，旧贵族群起而攻，谓“商君之法可存，商君之人不可留”。惠文王虽知鞅有大功于秦，然初登大宝，根基未稳，若逆众意而护鞅，恐生内乱，动摇国本。

古语云：“法立而民信，信立而国强。”然法之立者，常为众矢之的。张三丰尝言：“刚极易折，柔则长存。”商君持法如铁，不知退藏于密，终致身裂而名存。此非天道不仁，实乃人事之难全也。

昔吕洞宾游长安，见市井争讼，叹曰：“执法者如刀，能断奸邪，亦能伤己。”商鞅之死，恰如刀刃向内，虽成秦业，难保其身。然惠文王虽车裂其躯，却守其法不变，故《史记》称：“秦用商君，富国强兵；及孝公死，车裂商君，而秦法不废。”

至于芈月之事，世人多疑：义渠之妇，何以得宠于秦宫？然惠文王纳之，非为情爱，实为羁縻之策。义渠在北，虎视关中，纳其女可缓边患，此乃纵横之术，非私恩也。而商鞅不同，其势已成，其威已震，新君若不除之，恐尾大不掉。故容芈月，是权谋；杀商鞅，是定局。

太史公有言：“恃德者昌，恃力者亡。”商君恃法如力，虽强秦一时，终不免于祸。然其法如种子，深植秦土，历六世而不衰，终成始皇一统之基。此正所谓“身死而道存”，岂非大道之微显乎？

惠文王事后言：“商鞅虽死，秦法不灭。”此语简而意深——杀一人以安众心，存其法以固国本。帝王之术，不在好恶，而在利害。后人观之，当知改革之艰，非唯才智，更需时势与全身之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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