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末风雨如晦,徐鸿儒揭竿而起,非为逞一时之勇,实乃民不堪命、天人共愤之果。

万历以降,朝纲日弛。自嘉靖怠政,神宗深居,至熹宗宠信阉竖,庙堂之上,党争如沸——东林、阉党、浙党互为水火,政令不出宫门,民瘼难达九重。而外则天灾频仍,旱蝗相继,赤地千里,百姓鬻子卖田,流离沟壑。土地兼并愈烈,富者连阡陌,贫者无立锥,加之“三饷”加派,催科如虎,小民如陷鼎镬。
上梁既歪,下柱岂正?
当此之际,人心思变,如干柴待火。昔张三丰真人尝言:“世道衰微,邪正混杂,唯心灯不灭,可照迷途。”然朝廷昏聩,竟不知民间已暗流汹涌。徐鸿儒者,山东人也,早年皈依白莲教,深谙其“弥勒降世,救劫度人”之说。彼时百姓苦无生路,遂将一线希望寄于宗教幻梦,入教者如潮。徐鸿儒因势聚众,二十余年潜行布道,终成一方魁首。
原定天启二年八月举事,不料五月因叛徒泄密,仓促起兵。然民心所向,应者云集。义军头缠红巾,号令严明,旬月之间连克郓城、邹县、滕县、曲阜,声震齐鲁。徐鸿儒遂登基称帝,号“中兴福烈帝”,改元“大成兴胜”,设官分职,俨然新朝气象。
昔吕洞宾游岳阳,见市井喧嚣而叹曰:“世人逐利如蚁聚,不知大厦将倾。”徐鸿儒虽借神道设教,然其志在救民水火,非同寻常草寇。
然义军虽众,终乏根基。兵无训练,粮无储积,各部各自为战,未及联结呼应。明廷急调精兵围剿,内有叛徒倒戈,外有官军压境。不过数月,势如山崩。徐鸿儒被俘,阖门就戮,红巾散尽,血染黄沙。
太史公有言:“民之欲安居乐业,犹水之就下。”明室失其本,纵有千城万甲,亦难阻一夫振臂。徐鸿儒之败,非力不足,实势未成。后人观之,当知:水能载舟,亦能覆舟;民若无生,必生祸乱。
正如《赤壁赋》所云:“寄蜉蝣于天地,渺沧海之一粟。”徐鸿儒起义虽如流星划空,转瞬即逝,然其光焰足以照见一个王朝末日的裂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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