比靖康之变早180年的耻辱是什么招来亡国之祸

比靖康之变早180年的耻辱，乃是后晋灭亡时契丹入主中原所引发的浩劫，其根源在于石敬瑭割地称儿的遗祸与后继者的昏聩失策。

历史长河中的耻辱，往往如暗疮般隐痛，靖康之变固然令人扼腕，但早在180年前，中原已上演过一出更为荒诞的悲剧。那时节，契丹铁骑踏破开封，后晋宗室沦为囚徒，百姓涂炭，其惨状虽少被笔墨详录，却可从后世记载中窥见一斑。南怀瑾先生曾言，读史如观镜，能照见人心兴衰；今日我们不妨回溯那段往事，看看一场亡国之祸如何从“儿皇帝”的屈辱中滋生蔓延。

一、靖康之耻的阴影：金人的掠夺与宋人的苦难

靖康之耻，在明清之前被视作华夏莫大之辱。《永乐大典》有记：靖康之变，耻莫大焉。仇雪耻，今其时矣。金兵南下时，宋朝要塞形同虚设，连敌人都叹其“无人”。正史野史纷载此事，其中人性之恶，令人感慨“非人哉，似禽兽”。金人如乡下土豪骤入繁华，什么都想夺走——他们不仅索要巨额犒军费金百万锭、银五百万，更将女子当作货物抵债。明码标价：帝姬、王妃一人准金一千锭，宗姬一人准金五百锭，族姬一人准金二百锭，妇女上自嫔御，下及乐户，数逾五千，皆选择盛装而出。这般被抵债的女子，不完全统计达一万一千六百余人，从皇室公主到平民女乐，皆难幸免。

北上的途中，三千余宗室女抵燕京时仅存一千余人，近两千女子被蹂躏致死，幸存者亦多染病，或被赏赐金兵，或卖入娼寮。《燕人麈》载，一铁匠以八金钱买来娼妓为妻，而这女子原是亲王女孙、相国侄妇。乱世之中，苟活者众，自尽者稀，这还未算上其余被掳宋人的血泪。靖康之耻，如同一面血色铜镜，照见了野蛮征服下的屈辱，但更早的悲剧，却藏在后晋的废墟里。

二、后晋的覆灭与契丹之祸：从儿皇帝到亡国奴

后晋皇帝石敬瑭，割燕云十六州予契丹，并自愿称儿皇帝七年，此事众所周知，让汉人羞愧难当。然则，后晋最屈辱之事，并非割地称儿，而是石敬瑭死后，养子石重贵即位引发的祸端。当时丞相冯道与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景延广辅政，冯道以“和稀泥”著称，景延广则是个耍小聪明之人。群臣议定，应向契丹“奉表称臣告哀”，唯景延广愤怒反对，主张“致书称孙而不称臣”。表面看，称孙似更屈辱，实则意在表明后晋不再臣服——石敬瑭称儿，养子称孙，倒也顺理成章。但这般小聪明，却惹怒了契丹主耶律德光。

耶律德光遣使质问：“何得不先承禀，遽即帝位？”景延广直接怼回，捅了马蜂窝。944年至945年，契丹两次南下未获全胜；但到946年，后晋重臣杜重威、张彦泽率主力大军投降，契丹遂于947年正月兵临开封。滑稽一幕上演：百官遥辞晋主于城北，乃易素服纱帽，迎契丹主，伏路侧请罪。后晋就此灭亡，宗室被掳往契丹——此时契丹已打下汴梁与中原，比靖康之耻早整整180年。

耶律德光入开封后，欲做中原之主，统治手段却粗糙如蛮荒：纵胡骑四出，以牧马为名，分番剽掠，谓之“打草谷”。这哪是治国，分明是将中原当作猎场渔村。中原汉人所受苦难，比靖康之耻更甚，只因记载稀少，后世多忽略。契丹人比金人更野蛮凶残，若以靖康为原型，其惨状还得提升一度。历史如轮转，中华民族多灾多难，这些事连电影电视都难拍出，只因其中血泪太深。

道家修行中，吕洞宾曾历劫难而悟道，其故事喻示：屈辱与灾难，或可磨砺心志，但于国家而言，失策招祸，往往万劫不复。石敬瑭割地求存，犹如饮鸩止渴；景延广逞强斗狠，恰似火上浇油。这让人想起《道德经》所言：“祸莫大于轻敌，轻敌几丧吾宝。”后晋之亡，非天命所致，实人祸招来。

纵观这段历史，靖康之耻与后晋之祸，皆源于统治者的软弱与妄为。石敬瑭开恶例，石重贵失权衡，终引狼入室。比之《资治通鉴》中所述兴衰，可见“治国如履薄冰，一步失足，千古遗恨”。而今我们回望，当警醒：耻辱不在外敌之强，而在内政之腐。历史无声，却以血泪书写教训，供后人深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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