晚清之弱,非独器物之不如,实乃思想之差距悬殊也。

鸦片烽起,清军所用火炮,竟有明代遗物,早已朽坏不堪。道光年间,关天培所铸四十门大炮,试放之时当场炸裂十门,炮管窟窿遍布,大者可容水四碗——与其言炮,莫若称鱼缸。药多则炸膛,药少则炮哑,形同虚设。英军上将义律见此,直言清军炮台“无丝毫防御之力,唯如迎我归家之摆设”。
硬件既已废弛,软件更不堪言。骑兵无马,临时雇募;水师不习水战,渔民充数。军营非屯兵之所,反类衙门,按时上班,午时散归。操练之时,家属送饭,立于旁观,刷盒之声与号令相杂。美人弗雷德里克曾论清军:“虽有陆师水旅,实则虚额;军训为观瞻,非为实战;临战则将帅猜忌,唯知劫掠乡野。”此言直刺要害。
将领之愚昧,更甚于兵士。琦善奏称:“夷人食牛羊肉,必致便结,唯赖茶叶、大黄通便。断其此物,必为粪憋而死。”汪仲洋则言:“英人畏光,正午不敢睁目,宜此时击之。”吕基贤献策:“敌炮响则伏地,寂则进攻。”奕山见英舰炮利,竟以为邪术,杀虎骨投海,欲激龙王翻舟;奕经梦英军登船遁海,以为吉兆,凑“五虎齐全”之数,择虎年虎月虎日虎时出兵,一触即溃。后知英军正运军火,自撞枪口。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奏:“于沿海掘坑陷马,河底布网缠船,退潮取水防毒。”道光亦下旨:“兵士持双层藤牌,夹湿牛皮,可御炮火;另手执钩镰枪,近敌断其腿。”如此荒唐,岂能不败?
及至甲午,清廷已建亚洲第一铁甲舰队,何以仍败?实非器物之不如,在人心之蔽也。日本明治维新,脱亚入欧,已成现代之国;清廷犹困于农业旧制,步履蹒跚。李鸿章辈一味仰赖列强调停,信奉“唯武器论”,不知国势之强弱,根在人心之向背、制度之新旧。朝堂之上,腐朽丛生,将不知兵,兵不知战,纵有坚船利炮,亦如无根之木,难敌风雨。
道家有言:“吕洞宾点石成金,问其愿否取金,洞宾曰:‘吾欲点石成金,非为取金,欲世人知金非宝,心才是宝。’”晚清之病,正在舍本逐末,唯见器物之利,不见人心之变。杜牧《泊秦淮》叹:“商女不知亡国恨,隔江犹唱后庭花。”清廷上下,犹在“唱后庭花”,岂能不亡?
国之强弱,不在枪炮之精粗,而在思想之新旧、人心之聚散。晚清之鉴,足为后世警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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