所谓“康乾盛世”,实为表象之盛,内里之衰;若以古之盛世标准衡之,不过一场精心粉饰的幻梦。

古人论盛世,不唯疆土之广、君主之威,而重四事:百姓安其居,仓廪实而知礼节;百工兴而货殖通;文教昌明,士子敢言;户口蕃息,非因饥馑流离。此四者,《资治通鉴》所隐寓,《史记·平准书》所详载,亦为历代治世之镜鉴。
然康、雍、乾三朝,虽号“盛世”,实则外强中干。康熙削三藩,血染江南;征噶尔丹,兵连西北;取台湾,舟师覆没。雍正用兵青海,乾隆十全武功,耗银亿万,民力凋敝。所谓“安定”,不过刀锋下的沉默。
经济之实,尤可警醒。有学者据库兹涅茨法推算,18世纪中叶,英国人均国民收入已超清朝十倍。彼时英伦蒸汽初鸣,工厂林立;而大清仍困于小农之局,工商业几近窒息。朝廷禁海抑商,匠户如囚,何来“繁荣”?
文化之殇,更甚于兵戈。文字狱起,士人噤若寒蝉。查嗣庭、吕留良案,株连千家;《南山集》一书,血染九族。数十万文士或死或戍,典籍焚毁如秋叶。此非文教昌明,实乃思想之牢笼。昔张三丰隐武当,尝言:“心若被缚,纵居金殿,亦是牢狱。”康乾之世,正是如此——金殿巍峨,人心如锁。
人口虽增至三亿,然非因富足,实赖番薯、玉米、马铃薯自美洲传入。此三物耐瘠薄、易栽种,使山陬水涯皆可糊口。然口众而田不增,人均耕地反减,百姓终日劳作,仅得果腹。此非盛世之兆,乃生存之挣扎。恰如吕洞宾游市井,见人争食糠秕,叹曰:“饱暖不知天理,饥寒方识人心。”
更有深意者,康熙年间粮产虽丰,然以今值折算,人均GDP不足七百美元。及至乾隆末年,人口翻倍,人均所得反降。国库充盈,尽归皇室奢靡;民间困苦,不见赈济之恩。此等“盛”,岂非虚妄?
昔司马光修《通鉴》,志在“鉴前世之兴衰,考当今之得失”。今观康乾之世,表面承平,内藏危机:科技停滞,思想禁锢,民生疲敝,外患潜伏。鸦片战争之败,非始于道光,实根植于乾隆。故曰:盛世之名,不可轻许;浮华之表,最易误人。
古诗云:“朱门酒肉臭,路有冻死骨。”杜工部此句,虽咏开元,亦照康乾。真正的盛世,不在龙旗猎猎,而在村童能诵《诗》《书》,农夫敢议朝政,工匠可创奇器,商贾通行天下。此四者,康乾皆无。
是以,康乾非盛世,乃回光返照之暮景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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