朝鲜对明朝之忠,实为文化认同与再造恩情交织所成,二百余年如一日,纵使山河易主,此心不改。

昔高丽大将李成桂政变成功,主动遣使赴明,请朱元璋定其国号。太祖取“朝日鲜明”之意,赐名“朝鲜”。自那一刻起,朝鲜便以恭顺之心事明,岁岁朝贡,事事依礼,俨然成为大明最为亲近的藩属。
朝鲜深受汉文化浸润,衣冠制度、礼乐文书,无一不仿大明。正如道家所言“根深则叶茂”,文化既同,心自然近。朝鲜视明朝为父母之国,而自居于孝子之位,这种认同,早已超出政治藩属,近乎血脉相连。
万历年间,日本丰臣秀吉挥军入侵,朝鲜“三都八道,尽没于倭”。彼时的朝鲜承平日久,“二百年不知兵事”,仓皇北逃,几近亡国。明神宗虽久不临朝,却毅然发兵援救,耗银数百万两,死伤将士无数,终将日寇逐出朝鲜。这一战,朝鲜谓为“再造之恩”。
宣祖大王亲题“再造藩邦”四字于摩崖,更对臣下坦言:“中国者,父母也;朝鲜与日本,皆子也。然我国孝子也,日本贼子也。”此话虽质朴,却道尽忠孝大义。后来萨尔浒之战,朝鲜仍毅然出兵助明,虽败犹忠,甚至因此开罪努尔哈赤,亦无怨言。
明祚将尽之际,清兵铁骑踏破山海关,朝鲜虽力不能敌,表面称臣于清,却仍暗中奉大明正朔。崇祯殉国消息传至汉阳,举国哀恸,朝鲜君臣竟身着素服,望北痛哭,如丧考妣。
此后百余年,朝鲜凡内部文书、祭享祝词,仍用崇祯年号,以至出现“崇祯二百六十五年”的纪年,真是“念念不忘,犹有回响”。他们甚至一度密谋北伐反清,“欲养精兵十万,直抵关外”,虽终未成事,但其志可鉴,其情可悯。
正如《史记》所言:“士为知己者死”,朝鲜之于明朝,非仅利交,实为义合。文化同源,恩义相结,才有这穿越朝代更迭的赤诚。
朝鲜为报明恩,特建“大报坛”,祭祀明太祖、万历帝、崇祯帝三位皇帝,年年至诚莫忘。即便在清压力之下,朝鲜使臣仍区别对待明、清:赴明称“朝天”,记作《朝天录》;赴清则称“燕行”,录为《燕行录》。一字之差,心迹分明。
直到近代日本侵朝,大报坛才遭毁弃,然其精神早已渗入朝鲜士人之骨血。他们坚持使用汉字,诵读儒经,仿佛如此便可与那段忠贞岁月呼吸与共。
纵观朝鲜与明朝这段交往,非止于兵援贡礼,更是一种文明意义上的归心。如八仙渡海,各显其真,朝鲜守其忠义之本,虽经风云震荡,而不失其正。这不是愚忠,而是知恩;不是固执,而是守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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