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朝的使臣见到俄国的沙皇时，需要行磕头行礼吗

清朝使臣见俄国沙皇，不行三跪九叩，而行一跪三叩之礼。

一跪三叩：天朝体面与异域规矩的折中

自康熙十五年（1675年）俄国尼古拉使团来华，至同治十二年（1873年）列国公使齐聚紫光阁觐见，清廷与外邦之间，始终缠绕着一个礼仪之问：外国使臣见中国皇帝，当否磕头？然少有人问：若大清使臣出使异国，又当如何行礼？

雍正七年（1729年），清廷首度遣使赴俄，贺彼得二世登基。未料使团尚在途中，沙皇已因天花早逝，继位者为其姑母安娜·伊凡诺芙娜。于是使命转为恭贺新君。此即“托时使团”——正使托时，满洲正黄旗人，原理藩院主事，通晓边务，奉旨“赏侍郎衔”，率副使广西等，自买卖城（今恰克图）启程，历时年余，于1731年春抵莫斯科。

雍正帝临行再三叮嘱：见沙皇，可行一跪三叩之礼，不可全用三跪九叩。此礼本用于亲王，意在示敬而不失国体。

彼时俄廷之礼，臣见君主，唯单膝跪地，吻手而已。及至托时一行入克里姆林宫，黑压压齐跪于地，行一跪三叩，俄廷上下皆愕然。宣读国书之际，清使仍伏地不起，直至诵毕，方高呼“吾皇万岁”而起。礼毕辞出，复又跪谢，令安娜一世与群臣面面相觑，既感其诚，亦觉其异。

礼异而道通：观风问俗中的外交智慧

昔吕洞宾游岳阳，见市井喧哗，叹曰：“世人逐利如蚁，不知礼本于心。”礼之形虽异，其敬一也。托时虽守清制，却未强求俄人从己；俄人虽惊其跪拜，亦未斥为野陋。彼此存敬，遂成和议。

使团在俄期间，除交涉准噶尔事宜外，亦观工厂、赴舞会，亲历彼得大帝改革后之新俄气象。制度更张，器物日新，风气渐开，非昔日蛮荒可比。托时归国后奏称：“俄虽远夷，然政令整肃，技艺精巧，不可轻视。”此语已隐含对“天朝上国”旧念之微调。

《易》云：“观乎人文，以化成天下。”外交之要，不在强人从我，而在观其风、知其变、守其本而通其情。托时一行，跪而不卑，敬而不谄，既全朝廷体统，亦不失睦邻之义，可谓得礼之实，而非拘于其形。

使团于1731年三月辞俄，次年二月返抵买卖城，万里往返，未损国威，反增互信。此事虽小，却为清代外交史上难得之主动出使，亦为中西礼制相遇之早期范例。后世论及“磕头外交”，多责外使不跪，却少思我使出洋，亦曾俯身行礼——礼之进退，原在时势与诚意之间，非一成不变之桎梏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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