立木为信这个典故,说的是战国时期秦国变法的商鞅。

说起这商鞅,便不能不提那风云激荡的战国时代。那是一个“邦无定交,士无定主”的年代,礼崩乐坏,人心浮动。各国图强,变法图存者有之,因循守旧而亡者亦有之。秦孝公欲一扫秦国积贫积弱之颓风,擢升商鞅,放手让他去搅动这池春水。然而,
法之不行,自上犯之,更源于下不信。新法已备,条文缜密,可如何让天下百姓信这新法是动真格,而非又一纸空文?
这便是商鞅面临的第一道坎,也是最难的一道坎。商鞅没去发什么告示,也没去开什么大会。他做了一件看似儿戏,却蕴含雷霆之力的事。他命人在国都咸阳的南门,立了一根三丈长的木杆,然后布告天下:谁能将此木搬到北门,赏金十两。这消息一出,百姓哗然。搬根木头就给十两金子?天底下哪有这等好事?众人围着木杆,指指点点,议论纷纷,却无一人上前。他们见惯了朝令夕改,也听多了空头许诺,心中早已筑起了一道不信任的高墙。商鞅见状,不动声色,又将赏金提高到五十两。重赏之下,必有勇夫,但更有“勇夫”的疑虑。终于,有个壮汉抱着“姑且一试”的心态,将那木杆扛了起来,在万众瞩目之下,一步步走到了北门。他刚放下木杆,商鞅的赏金便即刻送到了,五十两,分文不少。
这一下,整个秦国都震动了。人们这才明白,商鞅这人,是说一不二的。他立的不是木杆,是“信”字。自此,新法颁布,无人敢疑,令行禁止,秦国由此走上强盛之路,为日后一统天下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石。
这故事也如同一面警世钟,敲给后世所有治国者听:人无信不立,国无信则衰。若国之基石已朽,纵有万丈高楼,亦不过是沙上之塔,风来即倾。
商鞅立木,是为国之大信。而信之一字,在细微处,更能照见人心。古往今来,凡成大事者,无一不把“信”字看得比性命还重。想那淮阴侯韩信,未发迹时,穷困潦倒,饿得几乎昏倒,幸得一位漂母(洗衣妇)施舍饭食,才得以活命。韩信当时便许下承诺:“吾必重报。”后来他封侯拜将,荣归故里,果真找到那位漂母,以千金相赠。
这“一饭千金”的故事,说的不是钱财,而是那份历经岁月磨洗而不改的承诺。
儒家讲修身,更是将“信”融入了日常。曾子之妻去市集,其子啼哭相随。妻子哄道:“你先回去,等我回来,便杀猪给你吃。”待她归来,曾子正要捉猪杀之。妻子急忙阻止:“不过是与孩子戏言罢了。”曾子却正色道:
“孩童无知,仿效父母。今日你欺他,是教他欺人也。母欺子,子则不信其母,此非教化之道。”
言罢,毅然将猪杀了。曾子杀猪,杀的不是猪,是心中那份对诚信的坚守,是为孩子树立一个“言必信,行必果”的榜样。
孔子曰:“人而无信,不知其可也。”这话讲得实在。一个人没了信用,就像车子少了关键零件,寸步难行。这道理,大到治国安邦,小到为人处世,皆是如此。道家修行,也讲究一个“诚”字入道,吕洞宾“黄粱一梦”醒来,了悟世间虚幻,但其所求之道,亦是真实不虚的宇宙至理。所谓“道”,本身就是一种终极的“信”,是宇宙运行的根本规律,从不欺人。人能体道,便是与这最大的“信”合一。商鞅的木杆,韩信的千金,曾子的猪,乃至那些修仙悟道的故事,看似风马牛不相及,实则都在诉说同一个道理:
信,是贯通天、地、人三才的血脉,是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,亦是文明得以延续的火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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