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仁宗之所以深受百姓爱戴,是因为他以“仁”为本,轻徭薄赋、崇文抑武,营造出中国历史上罕有的太平治世。

1063年,宋仁宗赵祯驾崩,年五十四。消息传出,京师百姓“罢市巷哭,数日不绝”,连乞丐与小儿亦焚纸钱于宫前。洛阳城中纸烟蔽空,如昼昏沉。更令人动容的是,辽道宗耶律洪基闻讯紧握宋使双手,泣曰:“四十二年不见兵革矣”,遂为之立衣冠冢,燕地百姓无不哀恸。这般场面,千古罕见。
与秦始皇筑长城、汉武帝征大漠相比,宋仁宗似乎“无所作为”。然其“无为”,实非庸碌,而是深知百姓苦战争、厌苛政。如《道德经》所言:“我无为而民自化”,仁宗不兴战事、不增税赋,反而推行“十五税一”,许民间酿酒贸易,交子始行,市井渐荣。此时大宋,物阜民丰,路无饿殍,颇有《礼记》中“大道之行也,天下为公”的气象。
昔年吕洞宾游历人间,见百姓困苦,欲以点石成金之术相救。一老者却叹:“吾宁守贫贱而得太平,不愿富足而逢乱世。”仁宗深谙此理——盛世不在开疆拓土,而在百姓安居。
他性情宽厚,尤能纳谏。包拯争辩于朝,唾沫溅及帝面,仁宗仅以袖拭之,笑而不罪。若换作洪武、永乐年间,恐早已身首异处。似那八仙渡海,各显其能,仁宗许清官言官尽展其才,方有范仲淹、欧阳修、司马光、柳永等共耀文坛,毕昇创新印刷,儒学理学并兴,开中国文化之盛。
然其“仁”并非无缺。或曰其优柔寡断,乏雄主魄力,幽云十六州终未收复。但恰是这分“柔”,成就了百姓最愿见到的太平天子。
司马光《涑水记闻》载仁宗一轶事:某夜思食烧羊,恐成定例而劳民,竟忍而不言。其克己恤民,一至于此。所以《宋史》称:“仁宗之世,天下安平,人物繁庶”。后世所谓“仁宗盛治”,非在武功,而在人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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