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晋之亡,非天命无常,实人谋不臧——根在司马氏积威以暴、制度失衡、宗室相残,终致五胡乘隙,江山倾覆。

司马懿虽才略过人,然其平定辽东公孙渊之役,竟屠城戮众,不仅斩其首,更坑杀士卒数千。古语云:“得道多助,失道寡助。”如此酷烈手段,虽慑一时之敌,却寒万民之心。百姓见司马氏以血立威,岂能真心归附?此正如《道德经》所言:“兵者不祥之器,非君子之器,不得已而用之。”司马懿逞一时之快,却为子孙种下覆国之因。
昔吕洞宾尝言:“治大国若烹小鲜,火猛则焦,水沸则散。”西晋初立,本当休养生息,却以苛法驭民,以威压代德化,焉得久安?
九品中正之制,本意察举贤能,至西晋则沦为门第之阶。上品无寒门,下品无势族,朝堂尽是纨绔,田野空有奇才。官以财进,爵以贿成,纲纪日弛,风俗日坏。如此朝廷,何以御外侮、安黎庶?
更可叹者,武帝司马炎大封同姓诸王,授以兵权,冀以藩屏帝室。殊不知“尾大不掉”,诸王各拥强兵,觊觎神器。及至惠帝昏庸,贾后乱政,八王交争,骨肉相残,战火延绵十六载。中原赤地千里,仓廪虚竭,百姓流离如蓬飘风。
《资治通鉴》有言:“创业之主,躬擐甲胄,而守成之君,耽于逸乐。”西晋承三国之乱,本当以俭养德,以静制动,反纵奢靡,竞尚浮华。石崇斗富,王恺争豪,金谷园中笙歌未歇,洛阳城外烽烟已起。
张三丰真人曾讽世云:“世人只爱金银贵,不识清贫是道根。”西晋贵族醉心声色,忘却社稷之重,恰如《黍离》之悲:“知我者谓我心忧,不知我者谓我何求。”
当此内溃之际,匈奴刘渊、羯人石勒等五胡乘虚而入。公元316年,长安陷落,愍帝出降,西晋遂亡。五十一年国祚,如朝露溘至,诚为历史一瞬。
然晋室未绝,琅琊王司马睿南渡建康,在王导辅佐下,收拾残局,另立东晋。江南半壁,赖以存续华夏衣冠。然此已是后话——西晋之速亡,警醒后世:国之根本,在德不在险,在民不在兵,在制度之公,不在宗亲之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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