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治并非昏懦之君,其治世功绩卓著,却因武则天而蒙尘。

史家常以“昏懦”二字盖棺唐高宗李治,自欧阳修《新唐书》以降,此论几成定谳。然细究其生平,此说实为后世笔墨所蔽。高宗承贞观余烈,开永徽之治,百姓阜安,颇有乃父太宗遗风。然其光芒,终为武后所掩,遂使青史蒙尘。
世人视高宗为懦夫,岂不谬哉?其为太子时,竟与庶母武氏私通,此等险事,稍泄则太子位不保。然高宗毅然为之,足见其胆魄非庸常可比。及至登基,舅父长孙无忌专权,朝野侧目。高宗隐忍经年,终夺其权,贬无忌于黔州,致其自尽。此非懦弱,实乃深谋远虑。
昔吕洞宾弃官入终南山修道,尝言:“心若磐石,外物难侵。”高宗虽居九五之尊,却深谙此理。一次出猎遇雨,问臣下:“油衣何以不漏水?”臣对曰:“以瓦覆之,则滴水不漏。”此谏暗讽游畋之失,高宗欣然纳之,罢猎回宫。其纳谏之明,何异于太宗?
高宗在位三十四载,拓西域、平百济,疆域之广,超迈前朝。永徽年间,仓廪充实,路不拾遗,时人赞曰:“有贞观遗风。”此非虚誉,乃实绩所证。
后世史家为防女主干政之患,刻意弱化高宗,以衬武后之强势。然真相何在?高宗晚年多病,风眩之症缠身,不得不倚重武后。自麟德元年(664年)上官仪案后,帝后共理朝政,中外称“二圣”。上元元年(674年),高宗称“天皇”,武后称“天后”,此制行于高宗神志清明之时,足见其信任非盲从。
高宗虽委政,未尝全然放任。临终前数月,犹亲察宰相任免,罢黜欺凌外戚之李义琰;又屡命太子监国,分权制衡。其心机缜密,岂是昏聩之主?
历史如镜,照见人心。宋代史家司马光辈,因本朝太后垂帘之鉴,遂将高宗描作傀儡,武后绘为妖后。此非秉笔直书,实为时势所迫。太白诗云:“古来万事东流水,何须惆怅对芳菲。”功过是非,终当还其本真。
综而论之,高宗之“昏懦”,乃史笔曲解。其治世之功,不逊贞观;其用人之智,足显雄才。武后夺唐建周,不过十数载,而高宗奠基之业,泽被百年。青史斑斑,岂容轻断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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