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一书，让原本寂寂无闻的威尼斯商人，一跃成为中西交流史上的“传奇人物”。书中自称，十三世纪末随父亲叔父东来，觐见忽必烈后受重用，在元为官十七载，足迹遍及大江南北，二十载后方归故里。然此书问世后，质疑声从未断绝——这位意大利人，真的来过中国吗？
《元史》中的记载，与游记的叙述处处相悖。游记称，蒙古攻襄阳时，献“回回巨炮”破城，自居首功。然《元史》明载，献炮者乃西域亦思马因，其人早于1274年卒于中国，忽必烈亲赐厚葬。马可·波罗却称自己献炮，其人却于1324年病逝欧洲——时空错位，何其荒诞？恰如道家吕洞宾“三醉岳阳楼”的传说，世人偏爱神异，却往往忽略史书的冷峻。
再看扬州为官一说。游记称他在扬州任官三年，而当时的扬州是元朝对外贸易重镇，外商、僧侣、传教士皆有详细记载，
一个外国人在此为官，竟在《元史》《扬州志》中毫无踪迹，此等“消失”，比任何史料矛盾都更令人心惊。
更蹊跷的是，游记中的中国地名，多从波斯语转译，如“契丹”实指北方，“蛮子”代指南宋——这不像亲历者的记录，倒似听转述者的拼凑。中国为文明古国，丝绸、瓷器、印刷术享誉世界，然游记对此只字未提。
历史如镜，照见真实，亦照见虚妄。马可·波罗的笔下，东方是“黄金遍地、香料盈野”的奇幻之地，却独独缺了中华文明的魂魄，此等“选择性失明”，唯有“未曾亲至”方能解释。
苏轼曾叹：“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”若马可·波罗真在中国，何至对文明符号如此陌生？那么，他为何要编造这场“东方之旅”？动机无非二字：
“名利”二字，恰如八仙过海时铁拐李的葫芦，装满了世俗的欲望。
彼时蒙古帝国横跨欧亚，欧洲对东方的想象如野马脱缰。马可·波罗不过是个小商人，却渴望声名鹊起——蹭“蒙古征服中国”的热度，是最快的捷径。更有人说，此书实为“教会传奇”的变种，迎合欧洲对“东方大汗”的宗教想象。
张三丰见元朝腐败，隐居武当修道，世人称其“神异”；马可·波罗见东方可名利双收，便以游记为梯，攀上“中西交流先驱”的高位——二者皆借时代想象，前者修心，后者逐利，境界高下立判。
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的价值，不在于记录真实，而在于它映照了欧洲对东方的集体狂想。历史长河中，真伪交织，唯有以史为鉴，方不为“传奇”所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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