曾国藩身为朝廷之中的一个重臣,曾国藩为什么却是借钱过日子

曾国藩身为朝廷重臣却借钱过日子，只因他将“清”字刻进了骨子里，宁可自家拮据，也不染分毫民脂民膏。

一品大员的“穷”账本

翻开曾国藩的日记，会让人诧异：一个位极人臣的湘军统帅，日记中竟屡屡出现“借贷”二字。同治年间，他任两江总督，官居一品，却时常为家中柴米发愁。有次妻子在家书中提及“无米下锅”，他只得向同僚借银二十两，言明“日后归还”。这笔钱，在他并非用于享乐，而是实打实的家用——朝廷发给他的年俸，不过一百八十两，养活一大家子已捉襟见肘，更遑论周济族亲、修缮祖坟。

他的节俭，近乎苛刻。上朝时，满朝文武或乘锦轿，或坐暖舆，唯有他常年乘坐一顶破旧蓝呢轿，轿帘已泛白，轿杠甚至有裂纹。曾有新任官员不识此轿，见他衣着朴素，竟呵斥让路，待得知是总督大人，羞得面红耳赤。曾国藩却不以为意，只淡淡一笑：“轿子能代步足矣，何须奢华？”这般做派，在“三年清知府，十万雪花银”的晚清官场，显得格格不入。

清官的“糊涂账”

晚清官员的“穷”，藏着一套不成文的规矩。康熙朝定下的俸禄标准，历经百年未变，京官的薪水低到难以糊口。曾国藩作为京官时，年俸不过四十五两，连房租都不够。而地方上的“州官”，虽权力有限，却盘剥百姓容易，常有“炭敬”“冰敬”等灰色收入——每到冬夏，地方官以“取暖”“避暑”为名，给京官送银，实为贿赂。

曾国藩偏不接这套。有人送来“炭敬”，他原封退回；有人暗示“军中空饷可取”，他严词拒绝。当年湘军攻占南京后，军中尚有数万两未发军饷，部下劝他“充作公用”，他竟悉数上缴国库，连皇帝特赏的黄金也分文未动。旁人笑他“傻”，他却说：“‘一丝一粒，我之名节；一厘一毫，民之脂膏。’这钱，沾不得啊！”

正因他这份“糊涂”，反倒赢得真心。同僚们明知借钱给他多半是“肉包子打狗”，仍愿解囊相助。有人甚至以“赠予”名义送银，只为他不欠人情。这份情谊，比黄金更重。

道家讲“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”，曾国藩的一生，恰是这句话的注脚。他守着“清贫”二字，在风雨飘摇的晚清，撑起了一片干净天地。如今看来，那些借钱的日子，不是窘迫，而是一面镜子，照见了读书人的风骨，也照见了官场的污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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