庆历年间的风雨飘摇中,范仲淹以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之心,掀起了一场虽败犹荣的改革浪潮。

大宋王朝至中期,内忧外患交织:北方契虎伺机而动,国内冗官冗兵耗尽府库,士大夫阶层亦渐失初心。这般困局下,有士人如孤舟夜行,明知前路凶险,仍要劈波斩浪,此人便是范仲淹。
公元1025年,范仲淹上书痛陈恩荫之弊:“任子恩薄,授阶滥轻,寒门之士,何以进身?”1027年,他又直言吏治腐败、武备松弛:“边郡不修,武备废弛,此为国之大患。”两番建言,如石沉大海,反遭权贵侧目。1029年,因“讥切时政”,他与尹洙、欧阳修一同被贬,谪守边远。然范仲淹不改其志,正如他在《岳阳楼记》中所言:“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”,此等心性,岂是区区贬谪所能移易?
公元1043年,仁宗赵祯面对内外交困,终于决意革新,擢升范仲淹为参知政事,富弼、韩琦、欧阳修等人亦委以重任。范仲淹积数十年之思,于九月呈上《答手诏条陈十事》,字字泣血,条条切中时弊:考核官吏以清吏治,惩办贪墨以裁冗官,改革科举以选真才,劝课农桑以宽民力,兵农合一以固国防……此即后世所称“庆历新政”。
政治上,范仲淹铁面无私,遍阅地方官簿,一笔勾去不称职者。富弼见之不忍:“勾之甚易,但恐一家哭矣。”范仲淹正色道:“一家哭,何如一路哭?”此言掷地有声,如《道德经》所言“治大国若烹小鲜”,稍有不慎,则民生凋敝。他深知,吏治不清,则如道家所言“失道而后德,失德而后仁”,若根基已腐,再好的良策亦是空谈。
经济上,他主张“劝课农桑”,以为“农桑者,富国之本也”,轻徭薄赋,使民“尽力于南亩,无复转徙之苦”。军事上,他创“兵农合一”之制,士兵三季务农、一季操练,既省军费,又强战力,更倡“择将于伍”,使勇智之士得掌兵权,此乃《孙子兵法》“上下同欲者胜”之践行。
然新政触动了官僚贵族的奶酪,宰相章得象诬其“朋党”,夏竦构陷富弼“谋逆”。范仲淹、富弼被迫出朝,新政遂废。公元1045年,杜衍、韩琦、欧阳修等亦遭贬斥,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,终以失败告终。
范仲淹虽未能扭转大宋颓势,但他“先忧后乐”的精神,如暗夜星辰,照亮后世。王安石变法,便是承接了这未竟之志。正如苏轼所言:“公之忠义满朝廷,之气贯虹霓。”范仲淹的改革,或许未能成功,但其心其行,早已化作华夏士人的精神脊梁,千年之后,仍令人仰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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