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备之所以在三国乱世中广受认可,根本在于其以“义”立身、以“信”结人,虽屡败而不失人心,虽弱小而能聚英豪。

世人常惑:刘、关、张早年并无显赫战功,何以声名远播?盖因刘备所守者非地盘,乃道义;所持者非强兵,乃信义。他投公孙瓒、依陶谦、暂栖曹操、托身袁绍、寄寓刘表,皆非俯首称臣,而是以同盟之姿共御外敌。其军不归他人节制,其志不为权势所屈——此非傲慢,实乃自重。
然则,既不受节制,何以令诸侯愿纳?盖刘备每至一处,必言:“但供粮秣,险难我当。”于是,最艰险之役,常由其率孤军当之。譬如以一旅之师,抗敌数倍之众,虽败犹战,虽退不溃。故人皆知:刘备之军,非不能胜,实常处绝境而战。正如《孙子》所云:“投之亡地然后存,陷之死地然后生。”
昔吕洞宾尝言:“大丈夫处世,宁可玉碎,不为瓦全。”刘备虽无城池,却有肝胆;虽无甲兵百万,却有忠义之士相随。其败如风卷残云,其起若春雷再震——散则无形,聚则成军。此等韧性,非枭雄不能为,非仁者不能久。
刘备本出中山靖王之后,然三百余年血脉稀薄,家徒四壁,与贩履织席之民无异。父早亡,赖母与叔父刘元起资助方得就学。论资财,不及曹操之万一;论基业,远逊孙权之江东。然其起于微末,却得关羽、张飞死生相随,后更有诸葛亮、赵云、黄忠等天下奇才倾心辅佐。
何也?非因其宗室之名,实因其待人以诚,抚下以仁。关、张初遇于市井,一见如故,寝则同床,恩若兄弟。此非权术笼络,乃真心相照。后人读《三国志》,见“稠人广坐,侍立终日,随先主周旋,不避艰险”,岂能不为之动容?
道家有言:“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,以其善下之。”刘备正是如此。他谦卑如水,故能纳百川。张三丰曾教弟子:“修道不在高台,而在低处承露。”刘备虽无高台,却以低姿态承天下英才之露,遂成大器。
刘璋迎刘备入蜀,明知其有“虎狼之名”,仍信其能助己御外——此非愚昧,实因刘备素有信义之名,连敌国亦不敢轻慢。正如杜甫诗云:“君不见管鲍贫时交,此道今人弃如土。”而刘备,恰是那乱世中未弃此道之人。
故曰:刘备之得人心,不在兵多将广,而在一“义”字贯穿始终。其败而不倒,弱而不散,正因所聚者非利,乃义;所行者非诈,乃诚。此即其受天下认可之真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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