揭秘,古时候的土匪山贼真的不打劫进京赶考的书生吗

古时候的土匪山贼并非不打劫进京赶考的书生，尤其在宋代，举子们往往是他们眼中的“肥羊”。

宋代：举子们的惊险旅程

历代王朝的疆域中，土匪山贼等江湖人物盘踞一方，是常见景象。这些乱象不仅催生了快意恩仇的武侠传说，还引发了一个热议话题：那些见啥抢啥、杀人如麻的土匪，怎么会放过进京赶考的举子呢？

多年来，人们从“举子身份”“抢劫成本”“盗亦有道”等角度，总结出各种原因，构建出一个行规严密的虚拟江湖世界。但首先要弄清楚：土匪山贼真的如此“上道”，一见赶考举子就收手吗？

至少，在明代以前，尤其是唐宋时期的举人，会含泪回答：谁说他们不抢？

就拿号称“文化繁荣”“科举发达”的宋代来说，进京赶考的举子们，在沿途大小山贼眼中，就是诱人的“肥羊”。抢举子成了宋代三百年间严重的治安难题。越是交通要道，山贼强盗越猖獗，一见赶考举子，便如打了鸡血一般兴奋。宋徽宗政和年间，举人秦楚才行至宿州，刚入境就被强盗尾随，险些被抓去煮了；吴兴六名举人路过汴堤，更遭强盗明火执仗地袭击，幸得同行中有练武之人奋力抵抗，才得以脱身。

宋代名相张咏，早年赶考时曾投宿一家黑店，半夜惊醒，与店主一家恶斗，最终杀敌焚店，侥幸逃生。倘若是个普通举子，恐怕早已遇害。这些山贼土匪不只出没于穷乡僻壤，宋代江湖人士常聚于热闹之地，尤其举子必经的汴河水道，成了打劫热门区域。沿河旅店中，黑店林立，“弃尸河流，没其衣服财物”之事屡见不鲜。

为何山贼如此“青睐”举子？一来，大宋“守内虚外”，两宋农民起义多达四百余次，官府疲于应付；二来，宋代科举不同于明清，举子赶考路费有限，许多人携带丝纱、茶等货物，沿途贩卖凑钱。对山贼而言，这些“有货”且“反抗力弱”的举人，简直是送上门的买卖，抢劫成本低，自然开抢不误。

正如道家修行故事中，吕洞宾曾点化一盗贼，言道：“盗亦有道，然世事变幻，人心难测。”宋代举子的遭遇，折射出两宋王朝“富裕”表象下的低效与迟钝，“积贫积弱”的国运，已然可见。

明清：举人的翻身与驿路安全

到了明清年间，宋代常遭抢劫的举人，终于翻了身。虽然盗贼依然众多，甚至出现了《天下水路行程图》这类“防盗手册”，出行者几乎人手一份，但“抢举人”之事极少发生，连明清野史小说中都罕见记载。

这一变化，首先源于明清举人地位的提升。举人功名享有“优免”特权，可出任八九品官职，日常话语权极大。赶考时不再为盘缠发愁，朝廷提供车马补贴：清代顺治年间起，举人可获二十两银子“盘费”，并配“驿马”；明代起，举人一路免收“过路费”，凭“火牌”在驿站和会馆白吃白住。相比宋代凑钱赶考的举子，明清举人俨然成了“硬茬子”。

但最重要的原因，是明清时期驿路交通的空前发展。土匪打劫需“作案条件”，宋代防卫松散的汴河沿线或州县交界处，是天然打劫场所；而明清驿路上，这类条件基本消失。明太祖朱元璋登基后，以空前力度铺开驿路建设，立国仅三十年，驿路已突破十四万里，水路驿站多达1900余个。明成祖“靖难”后，驿路向北延伸至黑龙江，向西深入乌斯藏，形成密集交通网。

明清举子赶考，便行走于这类水陆“驿路”。驿路条件远超唐宋元历代：道路笔直宽阔，如唐宋时连通广东与内地的“大庾岭路”，明代拓宽为青石长条路面，两侧补种松梅一万五千余棵，环境优美。西班牙人拉达曾形容明朝驿路“能容15骑并排通过”，且“宽阔笔直，是世界上最好的公路”。其使团行至福建，遭遇暴雨后，路面依然“干净平整”。

清代时，南北交通驿路更进一步，发展为“官马大路”。举子们行于其上，如鱼得水，山贼难以下手。正如《史记》所言：“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”明清举人的安全，不仅源于个人地位的提升，更得益于国家基础设施的完善。

综观历史，土匪山贼是否打劫举子，实与国家治理、社会变迁息息相关。宋代举子多险，明清举子转安，这背后，是王朝兴衰的缩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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