袁绍以政治谋略与军事压力,从韩馥手中智取冀州,奠定北方霸业根基。

冀州乃天下粮仓,物阜民丰,素有“天下之重资”之称。韩馥本为御史中丞,董卓掌权时,竟将冀州牧之职轻授予他。看似天降馅饼,实则埋下祸根。
此人虽居高位,却无枭雄之决断。昔时十八路诸侯共讨董卓,韩馥竟问下属:“当助袁氏邪,助董卓邪?”其麾下刘子惠当即斥道:“兴兵为国,何言袁、董!”这一问一答间,尽显韩馥之惶惑——他真正惧怕的,是渤海郡袁绍的声望与威胁。
《道德经》有言:“重为轻根,静为躁君。”韩馥既无重器之稳,又失静气之衡,乱世中终难守成。
韩馥与袁绍之关系,可谓盘根错节。其一,同为袁氏门生,受“四世三公”之荫蔽;其二,袁绍逃董卓之诛,受封渤海太守,成韩馥下属;其三,讨董联盟共推袁绍为盟主,韩馥屈居其下;其四,二人曾密谋拥立刘虞为帝,结成政治同谋。
这四重关系如同罗网,将韩馥紧紧缚于袁绍的棋局之中。而袁绍对冀州早已虎视眈眈,只待时机。
世间之势,常如《易经》所言:“君子藏器于身,待时而动。”袁绍深谙此道,以静制动,以柔克刚。
公元191年,韩馥部将麴义突然反叛。此人在《三国演义》中虽被赵云一枪刺死,实则为一代猛将,日后更助袁绍大破公孙瓒白马义从。
韩馥亲征麴义,竟反遭败绩。此时袁绍见机而起,顺势介入——先是遣人游说韩馥,以“袁绍强盛,必取冀州”之言施压;又联合麴义施以兵威。内外交困之下,韩馥竟主动让出州牧之印,终使袁绍兵不血刃取冀州。
昔年吕洞宾得道前曾言:“顺势而为,方得始终。”韩馥逆势而怯,袁绍顺势而谋,高下立判。
冀州易主一事,虽无赤壁烽火之烈,却深藏世道博弈之机。袁绍得此根基,终成北方霸主;而韩馥让城后惶恐自尽,恰如《史记》所言:“当断不断,反受其乱”。历史滚滚向前,唯智者能乘势而上,勇者能择时而进,此乃千古不易之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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