曾国藩为什么能官至高位原因是什么

曾国藩官至高位，源于其清廉自律、以身作则的作风。

清廉自律，以身作则

《道德经》云：“其政闷闷，其民淳淳；其政察察，其民缺缺。”曾国藩以“学为圣人”为志，深谙此理。咸丰十年（1860年），他升任两江总督途中，未及入府便先烧“反腐三把火”。一则告诫旧部莫行欢送之礼，二则改水路为陆路，颁布文告严令：“凡巡捕、门印、签押，势之所在，人或不敢不从……概不准荐人入将营、州县之署。”

巡捕、门印、签押虽非显职，却握实权。巡捕领官参见，门印掌出入之机，签押定文书轻重。曾国藩深知“一人之身，不能兼权”的道理，遂以“紧箍咒”约束左右。其治吏之道，正如《资治通鉴》所言：“治大国若烹小鲜。”

修身齐家，立德立功

《论语》有云：“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虽令不从。”曾国藩以“克己复礼”为训，严防亲族借势谋私。他令家人“沿途不得受州县馈赠”，更以“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”的智慧，将湘军治军之法化为治世之道。

太平天国乱世，曾国藩率湘军破天京，挽狂澜于既倒。其军纪之严，可比“韩信点兵，多多益善”之智。然他不以功自矜，反以“张三丰云游四海，不恋尘寰”之志，推行洋务新政，开“同治中兴”之局。

曾国藩之名，可比“吕洞宾点化众生，不求回报”。他举荐李鸿章、左宗棠，如《史记》所载“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”。其治国之策，既承《周易》“穷则变，变则通”之理，又融道家“无为而治”之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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