是乾隆的目光狭隘才导致近代的屈辱吗?其实不能怪他。答案很简单:乾隆皇帝的决策,在当时的国情下,并非全然错误,而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环,受制于时代局限。

公元1793年秋,三艘英国船只缓缓驶入天津白河口,主船“狮子号”高大雄壮,四周布满六十座大炮,气势非凡。这艘先进的炮舰,并非为战而来,而是为庆贺乾隆皇帝八十三岁寿辰,特地派遣的送礼使团。
使团七百余人,携礼物六百多箱,囊括了西方最新技术:望远镜、热气球,乃至铜炮和军舰模型。英国政府希望以真诚换合作,促成贸易往来,毕竟中国盛产瓷器和丝绸,令他们垂涎。
正如道家传说中,八仙过海各显神通,英国人也带来了他们的“法宝”,意图开启东方大门。然而,寿辰当日,乾隆皇帝接见使团,收下礼物,却对合作提议兴趣缺缺,只淡淡致谢,便将这箱足以改变历史的礼物,与其他物品一同丢进仓库。
英国使团百思不得其解,为何坦诚相待换不来平等?实则,英国政府早有盘算:若合作不成,便由团长马戛尔尼收集中国政治、经济、军事情报,特别是海防部署。马戛尔尼不负所托,撰写报告和《英使谒见乾隆纪实》,详述中国方方面面。书中讽刺清朝陆军如戏台女子,梳辫子、着短裙,毫无战力。
四十七年后,鸦片战争爆发,英国用当年赠送的武器轰开中国国门,飞驰的子弹和轰隆的炮弹,取代了昔日的礼物,屈辱历史由此开启。
许多人咒骂乾隆目光狭隘,认为近代屈辱与他排斥政策有关。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。放眼全球,乾隆的做法或许失败,但在当时中国,却无太大错误。
古代中国面临的敌人,多来自北方草原游牧民族。从秦始皇修长城起,国防重心便定格于陆防。大清朝源于游牧,深知其可怕,故而对海防礼物不屑一顾。
正如《道德经》所言:“反者道之动”,事物总在变化中,固守传统难免忽略新威胁。吕洞宾在终南山闭关修行,多年后得道成仙,乾隆的“闭关”政策类似,但历史车轮滚滚,未能适应变局。苏轼在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中叹道:“大江东去,浪淘尽,千古风流人物。”历史洪流中,决策者常受时代束缚,非一人之过。
总之,乾隆的决策有其合理性,不能简单归咎个人。近代屈辱是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,提醒我们以史为鉴,在变革中求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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