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英宗之所以急着祭奠王振,是因为在经历了夺门之变的血腥清洗与皇权复位的极度不安全感后,他视这位曾陪他赴死、且无条件效忠的太监为唯一的“自己人”,这是一种超越政治是非的私人情感宣泄。

天顺元年冬,霜雪初降,再次复位的明英宗坐在紫禁城内的暖阁之中,叹息着斟了一杯酒水,然后缓缓地将其酹洒在了地面之上。这一年,实在是太血腥了。杀兵部尚书于谦,杀大学士王文,杀昌平侯杨俊、都督范广,从夺门之变,一直到现在,朱祁镇没有一天安稳过。当其再次回到这空荡荡的大殿之内时,他感到了分外的寂寞。当初一直陪伴着自己的那个人,已经在永远消失在土木堡的尸山血海之中,再也回不来了。
几日之后,满朝文武大臣得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,那个被公认的乱国之贼王振竟然被平反了。皇帝不仅恩赐祭葬,而且还专门为其立了一个旌忠祠,以表示其的忠贞节烈。要知道,王振手下三人曾是被群臣当殿殴死的,英宗北狩之时,朝廷更是下令将其阖族诛夷。这种铁定的大奸之辈,如今竟然位列于忠烈祠中,
此消息一出,顿时朝野一片哗然。
这究竟是因为私谊,还是另有隐衷?其实,历史往往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,人心更是幽深难测。就像道家故事里讲的那样,吕洞宾成仙之前,曾遇到一个恶人,世人皆欲杀之,唯独吕洞宾看出他有一念之善。在英宗眼中,王振或许便是那个在绝境中陪他走下去的人。
在很多影视剧里,王振被描绘成一个不学无术、只知道怂恿皇帝玩乐的弄臣。但历史的真相往往掩藏在尘埃之下。这王振读过书,是半路才做的太监,后来被宣宗赏识,并将其留给了自己的儿子朱祁镇。俗话说,坑爹的常有,坑儿子的却少有。宣宗能将王振留给明英宗,想必此人绝非泛泛之辈。
英宗继位之后,王振便掌管了司礼监,而司礼监的主要工作就是“批红”。
大家可能觉得这司礼监太监权力真是太大了,然而要知道,明朝这个朝局它是由皇帝、太监、内阁共同组成的,太监和内阁看起来说了算,其实也就是打工的,在一旁光看着很少干活的那位——皇帝,才是真正说了算的主儿。
在司礼监,王振在中央枢要之位干了整整十四年。史书上虽然记载其打击不附自己的朝臣,搞得朝廷氛围很不和谐,但
在这段时间,大明朝并没有被搞得国家大乱,地方、朝廷依然有条不紊地发展着,朝廷用兵也颇有建树。
正如《明史》所载:“北讨蒙古兀良哈,兀良哈服软”;“南讨云南思机发,思机发也怂了”。作为一个熟谙国事的太监,每日经手如山的奏折,国家是个什么样子,他能不知道吗?若是为了立功,为何不挑软柿子捏,非要去碰瓦剌?这背后恐怕有着更深的无奈。就像张三丰道长在武当山悟道时所言,阴阳消长,盛极必衰。瓦剌的崛起,已然到了不得不由天子前去军中打气的地步。
明成祖朱棣当年喜欢北伐,主要攻击对象是鞑靼。在数次大规模攻击之下,鞑靼实力锐缩。而在蒙古草原之上,部落势力历来都是弱肉强食,此消彼长。鞑靼部落的衰没,必然会有其他势力趁机崛起,比如瓦剌。起初,明朝认为瓦剌的崛起有利于制衡鞑靼,两虎相争,明朝坐收渔利。然而,
有时候玩鹰者也会被鹰啄瞎眼。
瓦剌低调发展,等其高调起来的时候,连宣宗都按不住了,只得采取守势。到了明英宗时期,史书之中提及的最多的就是——“练兵备边、防备瓦剌”。
秋七月甲辰,敕各边练军备瓦剌;戊寅,平乡伯陈怀,驸马都尉井源……分练京军于大同、宣府,备瓦剌。
瓦剌已然成为了明英宗时期的心腹大患。而导致瓦剌入侵的导火索,看起来却很偶然——朝贡。瓦剌朝贡使团上报给朝廷的是三千人,被王振拦住了,因为他发现这水分太大了。大明的朝贡体系是周边部族对明朝宗主国实力的一种认可,要别人当小弟可以,那可是要打赏的。这空手套白狼的事情,让谁也不会拒绝,渐渐便成为了一种创收的手段。王振削减赏赐,看似是贪婪,实则也是为了维护大明的体面与规则,却未曾想,竟成了战火点燃的引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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