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末“国本之争”,实为万历皇帝因偏爱幼子朱常洵,欲违背“立长不立幼”的祖训,与坚守礼法的文官集团展开的长达近三十年的政治角力,最终以国本动摇、朝纲紊乱收场。

公元1586年,万历皇帝的第三子朱常洵呱呱坠地。这位得自宠妃郑贵妃的皇子,自幼便集万千宠爱于一身。万历抱着这个“龙精虎目”的孩儿,心中满是欢喜:若能将这大明江山传给爱子,该是何等圆满。彼时的帝国,在万历的“励精图治”下看似蒸蒸日上,却不知一场围绕储位的暗流,已悄然涌动。
万历或许忘了,后宫之中,还有一位年方五岁的皇长子朱常洛。他才是名正言顺的“嫡长孙”——皇后无子,皇长子便是储位第一人选。正如《明实录》所载:“国家建储,礼从长嫡,天下之本在焉。惟帝王之子,居嫡长者,必正储位。”这不仅是祖训,更是维系帝国稳定的基石。
万历对朱常洛的疏厌,源于一段宫闱秘辛。朱常洛的生母王氏,原是万历少时偶遇的宫女,一次偶然的邂逅,竟诞下皇长子。此事让万历的慈圣太后震怒,险以“荒淫”之罪废黜皇帝。自此,王氏母子便成了万历心中的“刺”。他视朱常洵为掌上明珠,却对朱常洛冷眼相待,哪怕这孩子身上流淌着皇家血脉。
恰如道家吕洞宾点化凡人的故事:传说吕仙曾遇一老者,执着于家财传承,欲将万贯家私留给幼子,却长子长孙吵得不可开交。吕洞宾叹道:“执念如锁,强求反失。顺乎天道,方能家和。”万历皇帝的执念,何尝不是如此?他一心想打破祖训,却不知“国本”一动,天下必乱。
“争国本”的序幕拉开,恰似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。文官集团视“废长立幼”为动摇国本,内阁首辅申时行率百官上书,请立朱常洛为太子。万历却置若罔闻,大臣们前赴后继,或言辞恳切,或以死相谏,换来的却是罚俸、降职,甚至万历皇帝的雷霆震怒。
万历十八年,九岁的朱常洛尚未出阁读书,言官们便以“皇子不学,何以承统”为由,再次请立太子。万历不耐烦地敷衍:“再候三年。”可三年复三年,朱常洛长到了十一岁,文官们终于按捺不住——礼部给事中孙如法上疏,痛陈“皇上爱子,当以国本为重”。万历怒不可遏,罚其俸禄半年,数十名御史联名上保,竟被斥为“结党营私”。
《明史》记载:“帝一怒而斥谏官十一人,朝士莫不骇叹。”这些在礼教熏陶下的读书人,前仆后继,以“文死谏,武死战”的执着,与万历皇帝耗了下去。他们不求皇帝回心转意,只求守住“礼从长嫡”的底线。
李商隐有诗云:“历览前贤国与家,成由勤俭破由奢。”家国如此,立储亦然。万历二十九年,在李太人的干预与百官的坚持下,皇帝终于妥协:册立朱常洛为太子,朱常洵就藩洛阳。这场持续二十八年的“国本之争”,以文官集团的惨胜告终。
然而,帝国的根基早已动摇。万历帝自此“闭关修炼”,三十年不上朝,朝政日非。朱常洛虽登太子之位,却战战兢兢十二载,最终在即位一月后暴毙。而那场因“私心”引发的争端,终究成了压垮明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——国本之争,争的不仅是储位,更是天下公义与帝王私欲的较量,而后者,从来都是败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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