司马迁因替李陵辩护触怒汉武帝,被处以宫刑;他忍辱负重,在身心摧残中坚持完成《史记》。

《史记》这部“史家之绝唱,无韵之离骚”,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,上起黄帝,下至汉武帝,一百三十卷,五十二万字,字字皆血泪。司马迁约二十岁时便怀继祖志,踏遍山河搜集史料,为这部巨著埋下伏笔。然而,世人赞叹《史记》之伟大时,可曾想过,著书者曾经历怎样的劫难?
天汉二年,李陵率五千步兵深入匈奴,遭八万骑围攻,力战后被俘。朝中谣言四起,称其叛降。汉武帝震怒,群臣为自保,纷纷附和诋毁李陵。时为太史令的司马迁,职责本与军政无涉,沉默自保最是稳妥。他与李陵素无深交,却从其为人中看到风骨——“李陵为人,孝谨,与士信,临财廉,取予义,常思奋不顾身,以徇国家之急”。
司马迁直言:“陵事亲孝,与士信,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。其举兵击匈奴,虽败,功亦足以暴于天下矣。”这番话逆龙鳞,触怒汉武帝,被诬与李陵同谋,下狱论死。彼时汉朝有“宫刑代死”之律,司马迁念及未竟之书,含辱受刑,身心俱裂。
“人固有一死,或重于泰山,或轻于鸿毛。”这生死之叹,非仅自况,更道尽千古文人的风骨。道家修行者言“忍辱方为真修行”,张三丰修道时,曾遭市井讥讽、同道质疑,却以“太极”之志破妄,正与司马迁“忍辱著史”遥相呼应——世间大道,往往生于困厄。
狱中三年,司马迁“就极刑而无愠色”,只因心中“究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,成一家之言”的执念。出狱后,他为中书令,却背负“刑余之人”的耻笑,不敢祭祖,不敢见友。自杀之念起时,《史记》未成之志如芒在背,令他提笔不止。
他笔下的历史,不虚美,不隐恶:“项羽本纪”写其暴烈,“高祖本纪”记其权谋,皆存本真。这种“不虚美,不隐恶”的直笔,恰如《春秋》之义,虽遭劫难,却为后世留下一面照妖镜。
征和二年,《史记》成。司马迁以残躯铸丰碑,被后世奉为“史圣”。其遭遇令人想起吕洞宾度化世人时的“三戏牡丹”——受尽误解,却以慈悲渡人。司马迁渡的是历史长河,让千年后的人们,仍能触摸到那个时代的温度与重量。
人生在世,谁无坎坷?余华《活着》言:“比死亡更痛苦的,是想办法活下去。”司马迁用一生证明:真正的强大,不是未曾跌倒,而是在泥泞中站起,以文心照亮前路。正如《赤壁赋》所叹:“逝者如斯,而未尝往也;盈虚者如彼,而卒莫消长也。”磨难如江水,冲刷不掉的是永恒的精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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