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最早出现的贞节牌坊,可追溯至秦始皇时期,为表彰巴寡妇“清”而建“怀清台”,此乃后世贞节牌坊之滥觞。

秦时有巴郡寡妇名“清”,以丹砂致富,资财巨万,曾助始皇帝筑长城、修陵寝。始皇感其忠贞守节,特筑“怀清台”以旌表之。此事载于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,司马迁赞曰:“清,寡妇也,能守其业,用财自卫,不见侵犯。”此台虽非后世所谓“牌坊”形制,然其意已具——以建筑彰妇德,实为贞节牌坊之雏形。
道家素重清静守一,吕洞宾尝言:“心若止水,外物不扰。”巴寡妇清之守节,或非出于礼教之迫,而近于道家之自持。然千年之后,此意竟被扭曲为桎梏女子之铁律,岂非世事之变耶?
秦汉之际,贞节未为大防。卓文君夜奔相如,世人不以为耻;蔡文姬三嫁,史笔无贬。乃至大唐盛世,风气尤开。敦煌遗书中有“放妻书”云:“愿妻相离之后,重梳蝉鬓,选聘高官之子”,语气温和,视离异如常事。贵妇策马游春,士女踏歌夜市,何曾拘于“大门不出”之训?
然自晚唐五代以降,纲纪渐弛,人竞奢靡。及至北宋,虽市井繁华,青楼词客风流成习,然程颢、程颐兄弟倡“饿死事极小,失节事极大”之说,朱熹继之,以“存天理,灭人欲”为宗。理学遂成官学,妇德之绳愈收愈紧。
然程颐本人亦未能全践其言——其甥女丧夫,他恐姊悲恸,竟亲主婚配他人。可见理学初兴之时,尚存人情余地,未至酷烈。
元承宋制,始严男女之防。至明太祖朱元璋,更颁令:“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志,五十以后不改节者,旌表门闾。”自此,守节年限成硬规,贞节牌坊遍立乡野。朝廷以石木为奖,百姓以性命相搏。未嫁而夫死者,亦须守“望门寡”;偶被男子触衣,竟有投井明志者。
成化年间,僧继晓得宠于宪宗,竟请为其母——昔日青楼女子朱氏——立贞节牌坊。彼妇守寡未久,且多暧昧传闻,然天子昏聩,竟允其请。民间遂讥曰:“既当婊子,又立牌坊。”此语虽俚,却道尽名教之伪与权力之滥。
贞节本为心性之守,今反成外在之标;牌坊原为旌善之具,竟沦为压迫之具。张三丰曾叹:“世人执相求道,反被相缚。”贞节牌坊之兴衰,恰如一面照妖镜,映出礼教如何由劝善滑向吃人。
及至清代,贞节观已入骨髓。方志所载“烈女”动辄数百,或断指、或割耳、或自缢,只为一“清白”之名。而朝廷乐此不疲,年年旌表,岁岁刻石,仿佛天下太平,尽赖女子守节而成。
今之世,牌坊虽倒,幽灵犹存。男女对立之论偶起,实因旧伤未愈,新痛又生。然文明之进,在于解缚而非加锁。昔人筑牌坊以锢女子,今人当拆心墙以通彼此。正如《赤壁赋》所言:“惟江上之清风,与山间之明月,耳得之而为声,目遇之而成色。”自由本在天地之间,何须石坊为证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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