郑和七下西洋,虽耗资巨万,却非徒劳无功——其利不在金银矿产,而在声威远播、万国来朝,更在中华文明之海上布道。

明初郑和率巨舰百余,士卒二万七千,七次扬帆西洋,远至东非。其船队之盛,较百年后哥伦布、达伽马之舟,何止十倍?然西人继而据土掠民,建“日不落帝国”;大明却片土未占,旋即收帆归港。此中缘由,非愚钝,实乃志趣迥异。
彼时大明,以农立国,仓廪实而知礼节。海外奇珍,不过点缀宫闱;长生仙药,亦属虚妄之求。既无原料之渴,亦乏市场之需,何苦远涉重洋,强占他土?
反观西欧,工业初萌,亟需资源与劳力。殖民地于彼,如鱼得水,乃生存之“刚需”。此经济根基之别,一主内守,一务外拓,故行止判然。
文化之根,更在“天下观”与“丛林法则”之分野。华夏自古以“天子居中,四夷宾服”为念,郑和所携非刀兵,乃丝绸、瓷器、诏书,意在宣德化、致太平。正如《礼记》所言:“柔远人则四方归之。”
而西方挟十字军东征之余焰,以火炮传教,以商船载兵,所至之处,非降即屠。二者之异,一如吕洞宾点石成金而不取,但劝人修心;西人则掘地三尺,唯求真金。道不同,不相为谋。
或问:既无殖民,又费帑藏,郑和之举岂非虚耗?殊不知,其功在无形。二十八年间,航程十万里,历三十余国,使南洋诸岛知有大明,华侨得以依势而安。今东南亚华人聚居之地,多溯源于此。帆影所至,商路遂通,香料、苏木、犀角源源入华,虽非国计所倚,却润泽市井。
昔张三丰游武当,不争寸土,而道风自远。郑和亦然,不夺一城,而威震海表。永乐年间,浡泥、苏禄、满剌加等国君主亲赴南京朝贡,甚至客死中华,葬于金陵。此非武力所迫,实乃德化所感。
更有深意者,郑和船队所绘《郑和航海图》,详载星斗、潮汐、礁屿,为后世留下宝贵海图。其所携天文仪器、罗盘技术,亦随舟楫播于异域。此等文明之交流,岂是金银可量?
然盛极而衰,仁宣之后,海禁复严,宝船朽于龙江,巨舶沉于岁月。后人叹曰:“云帆高张,昼夜星驰,何其壮也!奈何弃之如敝履?”此非郑和之过,实乃国策之变。
故曰:下西洋之利,不在仓库之盈,而在声教之广;不在疆土之扩,而在人心之服。恰如李白《古风》所咏:“秦王扫六合,虎视何雄哉!挥剑决浮云,诸侯尽西来。”然大明不用剑,而用礼,不用兵,而用信——此乃另一种“扫六合”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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