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禅之所以不信任姜维,根本在于其降将身份、北伐耗国以及费祎之死引发的猜疑三重因素交织所致。

蜀汉立国,根基薄弱,内有元老、荆州、益州三派势力盘根错节。诸葛亮虽为荆州士族之首,然其德望足以调和诸方。姜维本是魏将,天水降人,骤然承继武侯遗志,执掌兵权,于朝中既无根基,又无亲党。荆州旧臣视其为外人,益州士族又疑其为荆楚鹰犬,处境可谓“孤悬于外,孤立于内”。
昔张三丰尝言:“入门虽易,得信最难。”道家修行尚需师徒相契,况军国大事乎?姜维纵有诸葛之志,亦难获后主全心托付。
姜维承诸葛亮遗策,九伐中原,志在兴复汉室。然蜀本弱小,民疲财竭,岂堪屡动干戈?其用兵虽巧,胜多败少,却不知“止戈为武”之深意。老将廖化曾谏曰:“智不出敌,而力少于寇,用之无厌,何以能立?”此语如暮鼓晨钟,惜姜维未悟。
穷兵黩武,非强国之道,实亡国之阶。刘禅虽庸,亦知民生凋敝之痛,焉能不生疑虑?
更可叹者,朝中黄皓弄权,陈祗附势,内外交逼。姜维欲除黄皓,反遭后主轻描淡写:“皓趋走小臣耳,君何足介意!”此非宽仁,实乃疏远之兆。维惧祸及己身,只得避居沓中种麦,名为屯田,实为自保。昔日吕洞宾游岳阳楼,见世人争名逐利,叹曰:“机关算尽太聪明,反误了卿卿性命。”姜维之困,亦在此间。
君臣之际,贵在相知;若疑窦横生,则忠臣亦成逆臣。刘禅非不知姜维之忠,然国势日蹙,内忧外患,使其不得不以“防”代“信”。
尤令人心寒者,乃费祎之死。祎为尚书令,持重守成,常抑姜维出兵。延熙十六年岁首,魏降人郭修于宴席间手刃费祎。裴注引《魏氏春秋》云:“修欲刺禅而不得,故杀祎焉。”然此事蹊跷:郭修既为魏人,何以在蜀廷得近重臣?且刺杀之后,魏廷竟大加褒扬,时过数月方发诏书,似早有预谋。朝野遂疑姜维与郭修或有暗通——纵非主使,亦难脱干系。
古语有云:“瓜田不纳履,李下不整冠。”身居嫌疑之地,纵清白亦难自明。姜维自此更被后主疏忌,北伐之志,终成孤鸣。
呜呼!武侯临终托孤,望姜维继其志业;而后主疑之、阉宦制之、同僚掣之,纵有回天之力,亦难挽大厦之倾。正如杜甫《咏怀古迹》所叹:“志决身歼军务劳。”忠魂未冷,国已先亡,岂不悲哉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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