晋国一裂为三,天下格局为之骤变;战国七雄之局由此定鼎,而秦人东出之门,亦自此洞开。

春秋之末,晋国为中原霸主,地跨河东、河北,兵强马壮,诸侯莫敢仰视。然其内政日衰,六卿专权,终致韩、赵、魏三家分晋。公元前453年,赵襄子合魏、韩灭智伯,三分其地;至前376年,晋静公废为庶人,晋祀绝矣。自此,春秋之世终结,战国之局始成。
晋之存,则秦不得东窥函谷;晋之亡,则秦如脱缰之马,直指中原。
昔者秦晋交好,有“秦晋之好”之谓,实则彼此忌惮,互为藩篱。晋据太行、扼崤函,秦虽雄踞关中,却如困兽于笼,东进无路。及至三家分晋,昔日一体之强敌,化为三弱邦,各自为谋,互不相援。秦人观之,如见天赐良机。孝公起用商鞅,变法图强,东向之势遂不可遏。
古语云:“天下大势,分久必合,合久必分。”然分合之间,非徒人事,亦关乎时势与机缘。晋国之裂,非仅疆土之割,实乃秩序之崩。周室式微,礼乐陵夷,诸侯竞逐,强者为尊。三家分晋,正是旧秩序瓦解、新战国格局诞生之枢机。
道家有言:“柔弱胜刚强。”晋之强,在形;秦之胜,在势。张三丰尝言:“顺其自然,因势利导。”秦人未强攻晋国,而待其自裂,此正合“无为而无不为”之妙理。吕洞宾游历人间,见列国纷争,曾叹曰:“争城以战,杀人盈城;争野以战,杀人盈野。不如守中抱一,以静制动。”然世道已变,非修道可止干戈,唯顺势者得天下。
司马光作《资治通鉴》,开篇即书“三家分晋”,盖以其为礼崩乐坏之始,亦为战国兼并之端。后世读史者,若不明此节,则难解秦何以能并六国。非秦独强,实因晋不再。若晋国犹存,纵有商鞅变法、白起横扫,秦亦难越太行一步。
苏轼《赤壁赋》有云:“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,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。”晋之分,秦之兴,皆在瞬息之变。然此变非偶然,乃积弊日久、势所必然。故《易》曰:“穷则变,变则通,通则久。”三家分晋,正是“穷变通久”之历史注脚。
是以观之,三家分晋非但为春秋战国之界碑,更为秦统一六国埋下伏脉。晋裂则秦兴,势转则道生。后人读史,当于此处深思:天下之势,不在一时之强弱,而在格局之变迁。所谓“时来天地皆同力,运去英雄不自由”,诚哉斯言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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