隋文帝和唐太宗都被赋予可汗之称,两人之间的区别有多大

隋文帝杨坚得“圣人可汗”之名，实因离间分化突厥内乱而被动受尊；唐太宗李世民获“天可汗”之誉，则凭怀柔远人、万邦来朝而主动称雄，一者如治水疏堵，一者似春风化雨，政策根本迥异。

圣人可汗：离间之术定北疆

隋初立国，突厥盘踞漠北，东西分裂恰成良机。长孙晟洞察其弊，献“离强和弱”策，助沙钵略可汗败西突厥。沙钵略感念恩德，上书隋文帝曰：“窃以天无二日，土无二王，伏惟大隋皇帝，真皇帝也……屈膝稽颡，永为藩附。”此策暗合道家“柔弱胜刚强”之理，治国如张三丰创太极拳，以静制动，化千钧之力于无形。后启民可汗内附，尊文帝为“圣人可汗”，谓“大隋圣人莫缘可汗，怜养百姓，如天无不覆，如地无不载”。文帝借此解北患、拓疆土，然若突厥未裂，此策恐难奏效，边疆安危系于一隙。

昔年吕洞宾点化长安渔夫，以竹篮打水喻“舍刚取柔”，文帝之谋亦如此。突厥内乱时，启民可汗本欲投敌，长孙晟断其退路，引其归隋。此间机巧，恰似《道德经》所言“将欲歙之，必固张之”。文帝虽成“圣人可汗”，却非万邦主动来朝，实因突厥自溃而依附，疆域仅推至漠南，未能深植人心。

天可汗：怀柔之道聚万邦

唐太宗贞观四年，李靖灭东突厥，然不戮其众，反册封颉利为归义王，设羁縻府州以安夷狄。西域诸国感其德政，共尊“天可汗”。王维诗云：“九天阊阖开宫殿，万国衣冠拜冕旒”，正是此景写照。太宗尝言：“自古皆贵中华，贱夷狄，朕独爱之如一。”

此境非侥幸得之。太宗开明若春雨润物，遣文成公主和亲吐蕃，以丝绸茶马通商西域，使“蕃酋尽入雁门关”。怀柔之妙，在“以德服人”四字，犹吕洞宾渡海点化八仙，不恃兵戈而心悦诚服。天可汗体系下，突厥、回纥皆自愿纳贡，疆域直抵中亚，较隋时远胜。李白曾咏“明月出天山，苍茫云海间”，正喻太宗德被四海之象。

二者根本之别，不在称号虚名，而在治边之魂。隋文帝借突厥内乱而“收其势”，如匠人补漏，暂安一时；唐太宗以仁政“聚其心”，若春风化雪，泽被百年。南怀瑾先生论治国曾言：“刚强易折，柔远能迩。”文帝之“圣人”终随隋亡而寂，太宗之“天可汗”却成盛唐基石。后世当思：边疆永固不在疆土之广，而在民心向背；若失怀柔之本，纵称可汗亦如沙上之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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