秦朝速亡,根子在于其“马上得天下,却不能马上治天下”的根本性错位,严刑酷法耗尽了天下人心,终致二世而亡。

秦以法家立国,凭雷霆之势席卷六合,一统天下。这套战时体制,讲求效率,赏罚分明,确是利器。然天下既定,秦始皇仍将这柄利剑悬于万民头顶,便成了催命符。所谓“民皆畏于私斗,而勇于公战”,在战国时是强国之本,到了四海归一之时,却成了“仁义不施,而攻守之势异也”的悲剧注脚。严刑峻法之下,偷盗斩手,邻里连坐,整个社会如同一座巨大的监狱,人人自危,毫无生趣。
这不禁让人想起道家修行中常讲的一个道理:“过刚易折,弦紧易断。”张三丰祖师论剑,也说要“以柔克刚”,讲求阴阳调和。治国亦如修行,一味刚猛,不知转圜,必遭反噬。秦始皇筑长城,建阿房,修骊山,耗尽民力财力,看似万世基业,实则早已将根基蛀空。贾谊在《过秦论》中一针见血地指出:“天下云集响应,赢粮而景从”,何也?只因秦已失却天下人心。
外有民怨沸腾,内则庙堂崩坏。秦始皇一死,这架高速运转的战争机器便失去了唯一的舵手。本该继位的扶苏仁厚,或有与民休息、拨乱反正之机。然赵高、李斯为一己私利,矫诏赐死扶苏,拥立胡亥。这秦二世,比起其父,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,将“残暴”二字演绎到了极致。
此时的秦廷,早已不是君臣一心,而是扶苏、李斯、赵高三方势力明争暗斗,互相倾轧。国之栋梁,非但不能为国分忧,反成了蛀空国本的蠹虫。这等内乱,比之外敌入侵,更为致命。想那吕洞宾成仙之前,屡试不第,看透官场黑暗,方有“黄粱一梦”之悟。而秦朝这庙堂之上,上演的何尝不是一场荒诞的“黄粱梦”?只可惜,梦醒之时,便是国破家亡之日。大泽乡一声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”,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,那骆驼,早已被自己人掏空了五脏六腑。
秦朝虽短,然其创立的郡县制、统一度量衡、书同文、车同轨,却如同涓涓细流,汇入了后世两千年的中华文明长河。它用自己速亡的惨痛教训,为后来的汉武帝、唐太宗们,上了一堂深刻而血腥的帝王课。所谓“读史使人明智”,秦之兴亡,恰如一面镜子,照见“水能载舟,亦能覆舟”那颠扑不破的永恒道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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