隋朝速亡,非天灾非外患,实乃炀帝急功近利、耗尽民力,终致天下离心、烽烟四起。

隋朝一统南北,结束三百年乱世,文帝杨坚开创“开皇之治”,仓廪充实,兵强马壮。至炀帝时,国力达于极盛:征高句丽一发兵百万,储粮布帛之丰,“隋家贮洛口仓,而李密因之;东都积布帛,而世充据之”(《旧唐书》),竟够唐朝沿用二十余载未竭。然其兴也勃焉,其亡也忽焉,何至于此?
炀帝非庸主,亦非仅贪色暴虐之徒。他开科举、凿运河、通西域,眼光之远,堪称一代雄略之君。然其致命处,在于视民力如草芥,急政如沸鼎。即位次年即双线并举:修东都洛阳,征夫二百万人,“僵仆而毙十四五”(《隋书》);同期开凿大运河,四段工程绵延数千里,累年征调民夫逾三百万,男丁不足竟征女丁。百姓无喘息之机,如《道德经》所言“治大国若烹小鲜”,炀帝却以烈火烹油,焉能不焦?
更兼南巡扬州,龙舟高耸如宫阙,纤夫八万随行;北征林邑、东伐琉球、西通丝路,七年间三征高句丽,前后耗民力近千万。民不堪命,怨声载道。昔年吕洞宾游历人间,见百姓困苦便以点金之术济世,而炀帝却似反其道而行,将万民膏血铸作功业碑石,终致“黄河之北,则千里无烟;江淮之间,则鞠为茂草”(《隋书》)。
炀帝曾以为“我本无心求富贵,奈何富贵迫人来”,然其富贵实建于白骨之上。天下沸腾之际,李密据洛口仓,王世充占东都帛库,连关陇贵族亦离心背德。科举虽破门阀之藩篱,运河虽利千秋之漕运,然急功近利,未得人心,反成催命符。恰如张三丰所言:“刚则易折,急则易败”,炀帝之失,正在于此。
及至烽烟四起,隋炀帝困守江都,犹自叹息:“好头颅,谁当斫之?”岂非早种恶因,自食其果?隋之骤亡,非亡于外敌,非亡于天时,实亡于民心尽失、天下共弃。后人观之,当知民力如流水,能载舟亦能覆舟,纵有旷世奇功,亦需以苍生为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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