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九州”之名,源自大禹治水后对华夏大地的首次区划,是先民对天下疆域的最初认知。上古洪水滔天,禹父鲧以堵治水无功,禹承父志,改疏为导,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,终于平定水土,将茫茫禹迹划为九州。这一划分,非仅地理区隔,更是先民对天地秩序的初次梳理。

关于禹划九州的记载,散见于先秦典籍与青铜铭文。《尚书·禹贡》言禹“奠高山大川”,详述九州山川、物产、贡赋;《左传·襄公四年》载“芒芒禹迹,划为九州,经启九道”;《诗经·商颂·长发》亦咏“洪水芒芒,禹敷下土方”。更不必说齐侯钟、秦公簋等青铜器上,“咸有九州”“鼎宅禹赉”的铭文,将禹迹铸为永恒。这些文字与器物,如星辰般照亮了九州起源的漫漫长夜。
九州,既是汉族文化中古代的地域区划,亦是“赤县神州”的别称。五岳镇九州,四渎贯其间,南夏、西夏之称,皆是对汉地局部地域的指代。其疆域东至东海,含辽东;北抵戈壁与燕山,为农耕与游牧之界;西达玉门关、湟水水,接藏地康巴;南尽珠江下游,岭南亦在怀抱。
然九州之名,随时代流转而略有增减。《尚书》载九州为冀、青、兖、豫、徐、扬、荆、梁、雍;舜析冀州为幽、并、营,遂有“十二州”之称;《尔雅·释地》以幽、营代青、梁;《周礼·职方》易徐、梁为幽、并;《吕氏春秋·有始览》则言豫州为周、冀州为晋、兖州为卫、青州为齐、徐州为鲁、扬州为越、荆州为楚、雍州为秦、幽州为燕。学者多以为,《尚书》为夏制,《尔雅》为商制,《周礼》为周制,而《吕氏春秋》实映春秋战国时人的地域观念。
道家亦有九州之思。相传张三丰云游天下,观山川如龙蛇盘踞,尝叹:“九州如棋局,胜负在人心。禹王划九州,是安民;我辈观九州,是修心。”此言虽出后世,却暗合道家“道法自然”与“以民为本”的智慧——九州之划,既是地理的分割,更是人心的归处。
至战国,齐人邹衍跳出《禹贡》小九州之限,创“大九州”之说。《淮南子》载,九州为“神州、次州、戎州、弇州、冀州、台州、泲州、薄州、阳州”,邹衍称此为“中九州”,合为“赤县神州”,九个“赤县神州”方为“大九州”,外有大瀛海环绕。中国仅居其八十一分之一。此说虽奇,却暗合道家“小大之辩”——九州之外,仍有天地;天地之外,或更有九州。这份眼界,早已超越地理的区隔,直抵宇宙的广袤。
九州之名,从禹迹茫茫到天下观念,从典籍记载到文化血脉,承载的是华夏先民对家园的热爱,对天地的敬畏。它不仅是地理的符号,更是文明的坐标——无论岁月如何流转,九州二字,始终是刻在华夏儿女心中的文化根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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