猛兽可伏,唯心难制。大象虽驯,亦有其烈。晋武帝太康年间,南越献驯象,武帝作大车驾之,载黄门鼓吹数十人,以为威仪。然象性难驯,时有以鼻击人者,朝野哗然。晋人思之:“养象耗资,复生祸患”,遂退其贡。此正如张三丰所言:“降身易,降心难”,象之烈,恰如人心之躁,需以德化之,非力可制。

唐宋以降,仪象制度愈臻完备。则天万岁通天元年,铸九州铜鼎置于明堂之庭,“宰相诸王率南北宿卫兵十余万人,并仗内大牛白象曳之”。象之用,已非简单仪仗,而是国之重典。宋太祖赵匡胤开国,尤重礼仪重建,南郊祭祀时,“象六居先,设木莲花坐,金蕉盘,紫罗绣檐络脑”,《宋史》详载其制,如星宿列阵,威仪赫赫。宋人诗云:“象辂徐行十二州,天家威德满神州”,太平有象,盛世之兆也。
元代仪象,亦为皇家出巡必备。然象虽庞然,亦有畏怯。《元史·贺胜传》载:帝猎还,伶人作狮子舞以迎,象惊奔逸,“胜投身当象前,后至者断靷纵象,乘舆乃安”。假狮之威,竟破象胆,可见万物皆有天性,纵瑞兽亦不能免。 明代仪象之用,更甚前朝。《明史·仪卫志》载皇帝仪仗“虎豹各二,驯象六,分左右”,朝会、祭祀、驾辇、驮宝,大象皆当其任。从汉至明,大象作为仪象,跨越千年,承载的不仅是威仪,更是古人“天人合一”的智慧——以瑞兽喻盛世,以厚重守江山。然大象虽吉,亦需人心持正。象性可驯,人心难测,正如《周易》所言:“君子以自强不息”,仪仗之威,终在人心之德。此大象为宫廷排头兵之深意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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