康熙面对噶尔丹寸土不让,却在俄国面前签订《尼布楚条约》,实因战略重心不同、内外形势迥异,非怯懦退让,乃权衡利害之深谋。

康熙自少年亲政,剪除鳌拜,力主削藩,虽朝野汹汹,仍毅然用兵。三藩之乱,吴三桂虽未渡江,然其势若燎原,动摇国本;台湾郑氏,初可封藩世守,然其竟附逆三藩,助纣为虐,遂成必除之患;至于噶尔丹,志在复元,东侵喀尔喀,直逼漠南,几有席卷北疆之势。此三者,皆近在肘腋,关乎社稷存亡,故康熙三次亲征,不避风雪,志在必克。
昔张三丰真人尝言:“外魔易御,内贼难防。”朝廷之患,不在万里之外,而在卧榻之侧。噶尔丹之兵锋,已至乌兰布通,距京师不过千里,岂容坐视?
沙俄自明末已潜入黑龙江流域,筑城雅克萨,劫掠边民。然其地苦寒,人烟稀少,清廷素以“龙兴之地”视之,未列核心疆土。康熙虽遣军围攻雅克萨,两度取胜,然其心不在争一城一地,而在断噶尔丹之外援。
彼时风闻噶尔丹与俄人暗通款曲,若二寇合流,北疆危矣!此正如《易》所云:“履霜,坚冰至。”微隙不察,终成大祸。
故康熙决意速结俄事,以《尼布楚条约》划定边界,虽失部分外兴安岭以北之地,然换得西北无后顾之忧。彼时清使索额图等,虽乏舆图之备,亦无交涉之习,然能止战息兵,保全大局,已属不易。
治国如弈棋,弃子争先,非不知地之贵,实为全局之重。康熙之让,非畏俄也,乃惧蒙俄夹击,腹背受敌。昔吕洞宾游岳阳,见渔人争一网鱼而忘身后风浪,叹曰:“小利当前,大险在后。”帝王之略,正在于此。
后世或诟病《尼布楚》为失土之约,然观当时情势,内患未靖,外敌可羁,以空间换时间,以边地稳中枢,实为不得已而为之的深远之策。天朝上国,非不能战,实不欲两线鏖兵,致社稷倾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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