太平天国之所以败于清朝,根本在于其既未识敌,亦未辨友,战略失据,内讧频仍,焉能不败?

洪秀全起事之初,以“拜上帝教”聚众,声势浩大,然其志不在治国,而在享乐。身居天王府,日耽声色,政务尽委东王杨秀清。杨氏勤勉有为,权柄日重,几与天王并尊。《易》曰:“亢龙有悔”,权势过盛,必生嫌隙。果然,杨秀清渐萌代主之志,洪秀全则暗蓄杀机,终致天京事变,血流成河。
此一内讧,非但折损精锐,更使洪秀全疑心日重。石达开虽有大功,亦被猜忌,仅授虚衔,实权尽削。洪氏更遣其兄洪仁发、弟洪仁达监之,名为辅佐,实为掣肘。石达开愤而出走,太平军自此分裂,诸将各自为战,如散沙之聚,焉能御强敌?
昔张三丰真人尝言:“水至清则无鱼,人至察则无徒。”治国用人,贵在信任与调和。洪秀全疑人不用,用人不疑,恰如吕洞宾点化世人:“心若执绳,反缚自身。”其败,非天意,实人谋之失也。
太平军初起,兵多将广,控长江中下游,形势大好。然其不知兵要,不识地利。曾国藩深知长江为命脉,倾力打造水师,湘军舟楫如云,控扼江面。而太平军水营,多由纤夫船工仓促编成,未经训练,临阵即溃。安庆为南北咽喉,一旦失守,粮道断绝,全局动摇。李秀成徘徊江南,陈玉成远攻武昌,皆未识安庆之重,坐视曾国藩围城得手,此诚“不谋全局者,不足谋一域”之明证。
更可叹者,外交之误。当西方列强初入中华,本欲观衅而动。洋人曾亲赴天京,欲结盟共图利益。然洪秀全自诩“天父之子”,妄称万国当来朝拜,令洋使叩首称臣。此等虚骄,岂非自绝外援?反观清廷,虽初拒洋人,后知势不可逆,遂借其枪炮,练淮军、募洋将,终成反扑之势。
古语有云:“海纳百川,有容乃大。”八仙过海,各显神通,尚知借力而行。太平天国却闭目塞听,视天下为己有,殊不知“孤阴不生,独阳不长”。若能稍通权变,联洋制清,或可延命数年。惜乎!其志在神权,不在实务,终成梦幻泡影。
综而观之,太平天国之败,非因清军之强,实因自身之乱:内不能驭下,外不能联势,上不能定策,下不能用兵。正如《资治通鉴》所警:“上下离心,内外解体,虽有百万之众,亦为乌合。”洪杨之兴也勃焉,其亡也忽焉,可为后世深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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