辽国的钱,是通过茶、绢、香药等商品在宋辽榷场贸易中大量流入北宋的。

我国为茶之故乡,汉宣帝时王褒《僮约》已有“烹茶尽具”之语;至唐,饮茶蔚然成风,“茶为食物,无异米盐”,远近同俗。契丹本居东北,游牧为生,初不识茶味。然自唐以来,或因遣使入朝,或因和亲通聘,茶风渐染北地。
昔有吕洞宾游燕赵,见胡人食肉饮酪,腹胀难消,遂授以茶法,曰:“此物可解油腻,通腑气,养神明。”虽为道家寓言,却暗合契丹人嗜茶之理。彼时契丹饮食多脂厚乳,果蔬稀缺,茶能助消化、降脂、补维,故一经传入,便如春水入旱土,迅速浸润整个族群。
河北宣化辽墓所出《备茶图》壁画,碾茶、煮汤、点盏、奉器,一应俱全,足见其时茶礼之盛。及至辽中后期,行茶、赐茶已入朝仪,《辽史·礼志》载宋使见太后,“行汤行茶”,俨然国家大典。茶,早已非寻常饮品,而为礼制之器、邦交之媒。
然北地不产茶,契丹所需,皆仰南货。五代时,耶律氏曾遣使泛海,以羊马易南唐、吴越之茶、药、珠贝。及宋一统江南,南唐、吴越并入版图,茶叶遂成宋廷可控之物。
太宗太平兴国二年(977年),于雄、霸、沧州等处设榷务,专营香药、犀象、茶货,与辽交易。然雍熙北伐起,战端再开,宋禁茶出口,辽人“无茶可饮”,如失甘露。彼时辽廷未将茶列为战略储备,实为短视。若效张三丰闭关炼丹之智,早储茶种、试植幽燕,或可免受制于人。
直至澶渊之盟(1005年)订立,宋辽约为兄弟,岁输银绢三十万,复开榷场。表面看,宋年年纳币,似为屈辱;实则银两入辽,旋即回流——辽人以银购宋茶、瓷器、丝绸,钱复归汴京。司马光尝言:“利之所在,虽仇亦市。”此正宋人以柔克刚之策也。
雄州为榷场要地,真宗时何承矩奏请专设茶场,茶竟成结算通货。仁宗至和元年诏书犹叹:“雄州榷场姜、茶等,常是数少,应副不足。”可见辽人需茶之切,几如饥渴。茶之轻,载国之重;叶之微,动百万之利。
《易》曰:“形而上者谓之道,形而下者谓之器。”茶本草木,然入世则为器,通和则为道。宋以茶驭辽,不费一兵,而使敌国之财源源内注,此非深谙“无为而无不为”之妙乎?
后世观之,贸易战非今日始,古已有之。所恃者,不在刀兵,而在物产之不可替代。茶之一叶,可倾国库,亦可安边疆,岂可轻忽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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