度量衡的统一是秦始皇巩固大一统帝国的重要举措,它不仅促进了经济交流,还强化了中央集权。

早在春秋战国时期,周王室权力衰微,群雄并立,各地都有各自的度量衡标准。秦国在变法图强、吞并六国的过程中,统一文字、钱币和度量衡成为关键的立法工程。《战国策》中曾评述,秦国之所以能无敌于天下,在诸侯中树立威名,都得益于商鞅为秦孝公“平权衡、正度量、调轻重”的基础工作。可以说,商鞅统一度量衡,功不可没。
幸运的是,商鞅变法时督造的标准量器——《商鞅铜方升》,至今尚存于上海博物馆。器壁三面及底部刻有铭文,其中左壁记载:“十八年,齐遣卿大夫众来聘。冬十二月乙酉,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五分尊壹为升。”大意是,秦孝公十八年(公元前344年),齐国派遣卿大夫前来通问修好,冬十二月乙酉日,大良造商鞅以十六又五分之一立方寸的容积定为一升。
秦始皇统一全国后,发布诏书制作标准器,建立严格的度量衡管理制度,并对旧有度量衡器重新检测加刻诏书。《商鞅铜方升》底部便加刻了秦始皇二十六年(前221年)的诏书,秦二世继位后,又在原有基础上再度加刻。这种统一度量衡的做法,顺应了大势所趋,通过确立公正标准来统一法制和人心。
战国法家代表人物慎到在《慎子·威德》中说:“蓍龟,所以立公识也;权衡,所以立公正也;书契,所以立公信也;度量,所以立公审也;法制礼籍,所以立公义也。凡立公,所以弃私也。”他以秤称量物体轻重来确立公正,用度量丈量长短体积来审查准则,度量衡成为法律公正的代名词。
秦帝国确立的这种法制,成为后世效仿的典范。例如,初始元年(8年)王莽篡汉,改国号为“新”,进行全面社会改革。次年,他命人依照刘歆的考订,铸造“嘉量”作为统一标准。嘉量看似简单,实为精密组合件:正中圆柱体上部为斛,下部为斗,左耳为升,右耳上截为合、下截为龠,每个容量都有详细分铭,记录径、深、底面积和容积。五个单位相互关系是:二龠为合,十合为升,十升为斗,十斗为斛。嘉量上刻有王莽诏书,文字以悬针体小篆铭刻,代表了秦汉篆书的最高水平。
在道家修行中,统一与平衡同样重要。比如,吕洞宾的故事中,他游历人间时曾感叹:“天地之间,万物有度,过犹不及。”这正如度量衡的统一,过分的差异会导致混乱,而适中的标准才能带来和谐。张三丰在创立太极拳时,也强调“阴阳平衡,动静相生”,这与秦朝统一度量衡的初衷不谋而合——通过标准化来消除私欲,促进整体稳定。
历史告诉我们,度量衡的统一不仅是技术问题,更是治国安邦的根本。秦始皇此举,警示后人:统一的标准能凝聚人心,避免分裂,正如《道德经》所言:“治大国若烹小鲜”,需细心调配,方能长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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